今天，老师的节日。

作为一个老师，就意味着他承担着“传道授业解惑”的神圣职责。韩愈在《师说》中说“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

一个人之所以知书识理，之所以能学到本事，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力于老师的教育、熏陶。他从自己的老师那里接受了科学文化知识，经过消化理解，融会贯通，并且有所发展，再传授给他的学生……

尊师重教是个传统，不管是凡夫俗子，还是伟人名家，只要是具有良知，都对自己的老师铭记不忘，时时怀念。

本版选取的，是部分清代的安徽名人为人师表的故事。

戴震——慧眼独具识人才

一个是清代考据学鼻祖，梁启超、胡适称他为中国近代科学界的先驱者；一个是硕儒宗师，最大的贡献是为许慎的《说文解字》作了注。

他们两人，就是戴震和段玉裁。

作为休宁人的戴震，安徽人应该对他“难师”的那段经历不陌生：戴震自幼聪敏，过目成诵，十岁日读书数千言不休。

某日读《大学章句》至“右经一章”以下，问私塾老师：“此何以知其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其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老师说：“此朱文公所说。”但戴震接着指出周朝离宋朝有两千年之遥，为什么朱子能知道这些事呢？

问得老师无言以对，其师不禁赞叹“此非常儿也。”

戴震比河南人段玉裁年长十二岁，第一次相识是在1763年。那年，段玉裁住在京城清代学者钱大昕家中，偶然，他结识了戴震。

这年，戴震入京会试，落第后在京城的新安会馆讲学。于是，段玉裁就去拜访，并执大弟子礼。由于戴震中举的时间比段玉裁迟了两年，所以他一直不肯受大弟子礼。

从京城回去后，段玉裁经常写信问候他，自称弟子。戴震没有接受他的请求，并再次“至京面辞之，复于札内辞之”。经过段玉裁的再三恳求，才答应下来。

师从戴震以后，段玉裁在文字训诂学方面进步很快，成为清代著名文字训诂学家。

1796年秋天，段玉裁回到北京，为生活所困。戴震知道后，便把自己的一半年薪借给了他。四年以后，段玉裁托友人吴廷芳带上40两银子并一封信交给戴震，由于种种原因戴震没有收到。过了三年后，段玉裁又寄去了银子，同时寄了自己写的《六书音韵表》3部，求老师作序。戴震收到后，立马写了一封长达6000字的信，又为这部书写了序言。

在段玉裁赴贵州任玉屏知县，戴震特意写信给他，介绍玉屏县的地理环境、风土民情和施政注意事宜。三年后段玉裁改任四川巫山知县，此时戴震已入《四库全书》馆校书，每有所得，必写信告诉他。从乾隆321年到420年，戴震给他回信十一封，最后一札是在戴震逝世前七天写的，是临终绝笔。

这些信件，授业传道，交流情感，后来段玉裁把这些书信编订成册，并写了《东原先生札岫跋》。

在戴震逝世前数十天，他还支撑着修订段玉裁的《六书音韵表》，临终前，指着该书卷国第42页对家人说：“这些话我已经来不及告诉段玉裁了，你们代为转告。”

戴震去世后，段玉裁每逢讲到老师的名字，必定垂手拱立，到老都不变。后来，段玉裁又写了《戴东原先生年谱》，记述老师一生的著述成果和交游，这些都成为后来研究戴震的一份极为珍贵的资料。而戴震和段玉裁亦师亦友的关系，也成为佳话。

吴汝纶——吴门弟子名人众多

晚年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并创办了名校桐城中学，吴汝纶是世人公认的教育家。他的弟子中出了很多名人，其中就有马其昶和廉泉。

马其昶出身翰墨世家，由于他刻苦学习古文，深受吴汝纶器重，经吴汝纶介绍，马其昶往谒凤池书院山长张裕钊，他赋诗一首，庄谐杂出，谓：“得之桐城者，宜还之桐城。” 张裕钊大喜，赋诗为答，时马其昶才二十一岁。

吴汝纶、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有“曾门四大才子”之称，名重一时，马其昶同时师事吴、张二氏，又由于自身的聪颖勤学，终以文学负盛名，成为继曾国藩四大弟子之后声誉最高者，有桐城派“殿军”之称。

吴门弟子中，还有一位是廉泉。

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事件中，廉泉是提倡改革的签名举子之一。他也是赫赫有名的“文明书局”的创始人之一。

廉泉，精通诗文，爱好书画、金石，据说家藏的明清扇面画便有1000多幅。他与无锡画师吴观岱是好友。在京城做官时，廉泉曾将吴观岱携至京华，结识了众多名家。后来廉泉将他推荐给了清廷，被聘作宫廷画家，一时声名鹊起。 廉泉居住在北京时，交游甚广，结识了不少革命党人，有苏曼殊、徐锡麟、吴禄贞、李煜瀛、秋瑾等。

1902年，廉泉与无锡的俞复、丁宝书等人集股在上海创办了一家出版社——文明书局。当时，日本的珂罗版印刷技术十分先进，廉泉的家里藏许多历代名贵书画，他一直想把这些收藏印制出版，但当时的石版印刷书画效果较差，这也是书局使用珂罗版技术的原因之一。文明书局也因此成为我国最早采用珂罗版、铜版、锌版技术印刷书籍的书局之一。

因不满清廷统治，廉泉在1904年辞官南归，移居上海。一年后，他在上海的曹家渡买地筑园，名为“小万柳堂”。廉南湖自称“万柳居士”，他的夫人便是被称为“万柳夫人”的吴芝瑛。 “万柳夫人”吴芝瑛是桐城学派大家吴汝纶的侄女。无锡市图书馆现存完整的中国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教科书《蒙学读本》，书名便是由吴汝纶题写的。

孙家鼐—— 皇帝老师不易做

做皇帝的老师，不是件容易事。

按照清朝皇室的规定，皇子6岁上学。光绪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光绪皇帝开始在毓庆宫上学，这一年他虚岁是6岁，足岁只有4岁半。直到光绪二十三年正月，毓庆宫被慈禧下令裁撤。光绪的汉师傅有好几个，如翁同龢、夏同善、孙家鼐、孙诒经、张家襄等，另外还有御前大臣，主要教他学满语文、蒙古语文和骑射。陪伴光绪时间最久、也最为他信任的老师只有两个：翁同龢、孙家鼐。在培养光绪皇帝的维新思想上，孙家鼐与翁同龢一样，起到了巨大作用。

有一年冬天，窗外大雪纷飞，孙家鼐和光绪两人围坐小火炉一面取暖，一面论诗。当时孙家鼐就要光绪以火炉为题，即兴赋诗一首。很快光绪就写下了一首诗：“西北明积雪，万户凛寒飞。唯有深宫里，金炉兽炭红。”孙家鼐读了几遍，连声赞道：“好诗，好诗，意境深远，情景交融。”

有一次孙家鼐为他讲解唐李绅的《悯农》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课后，他要光绪照着这首诗的主题再作一首七绝诗。散学以后，光绪回到养心殿构思去了。

作这样的诗，光绪是有体验的，至于作《悯农》一类的诗，那种在夏天的烈日下去锄禾，他哪里有这种体会呢？整个一中午都未作出来。正当他闷闷不乐的时候，突然有一只凤尾蓝蝴蝶从眼前飞过。他突然似乎来了灵感，立即冲出门外扑向蓝蝴蝶。一直追到后花园，蝴蝶不见了踪影，可是光绪却在骄阳之下拔起了花丛中的杂草。小太监们被他这种异常的举动搞得莫名其妙，也不敢问只好陪他一起拔草。不一会光绪累得汗流浃背，方才停下来，一副很满意的样子回到殿里写下了一首七言绝句诗。

第二天光绪交了作业， “知有锄禾当午者，汗流沾体趁农忙。荷锸携锄当日午，小民困苦有谁尝。” 孙家鼐看到这首用颜体书法书写的七言绝句后说道：“皇上的诗的确不同凡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