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他是下放延安的北京知青，改革时他是摇旗呐喊的理想青年。他的经历是一代共和国同龄人的样本，也是不可复制的个人道路。

据《南方人物周刊》报道

饥饿的现实感

1969年元月，北京35中高二学生王岐山被送往延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王岐山被分配到康坪生产大队。

“知识青年来了，吃也吃不上，就是吃玉米、高粱。也不会吃，囫囵地吃，粮食的壳儿还留着，没有磨成面，就那么煮着吃。饭也不会做。最后我们派了一个老婆婆，给他们做了大概半年。”时任康坪村村支书尹治海说。

那种饥饿的感觉王岐山一直记得，日后他曾回忆说：“……跟黑龙江的同学见面后我都想哭，他们干活累了至少还吃得饱啊，我这是累了还吃不饱，知道饿是什么滋味了。”

小组长王岐山干活一般，却很有号召力。同来的知青不必说，连其他生产队与他不熟识的北京娃，都听他招呼。据康坪村村民回忆，其他队上若有北京知青不服管、出问题，公社都会找王岐山去劝。

“有时候政府就把他叫走了。哪个队的知识青年闹意见，打架，就叫他去，去开开会，让他去调解调解。”尹治海说。

因着强大的号召力，冯庄的3个大队合并后，王岐山成为大队革委会副主任，主要职责还是协调管理北京知青。

一周劳动6天，学习1天。“知识青年再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尹治海想着，主要是让知识青年们得一日喘息休息，读读报纸就可以了。知识青年们倒真有学习的积极性，村里的《红旗》杂志等读物都是他们订的。但体力劳动终究辛劳，年轻人下工回来下下棋，打打扑克，也是常有的。而“人家王岐山就学习，拿个石板做个桌子”，“他就看他的那些物理化学数学。”

尹治海也夸王岐山学得好，“他看外国经济方面的书。

丰满而谨慎的理想主义

1971年9月，林彪的飞机掉了。

就在这一年的下半段，为防止“四旧”文物遭到破坏而早早关闭的陕西博物馆大门重开，博物馆便到延安招上来10位北京知青。

康坪队上有两个名额，据尹治海说，大家都去面试，口才尚佳的王岐山和王小枫被录用。

其时“文革”虽进入平稳期，博物馆复工，但集体生活中吃饭前早请示晚汇报、排着队念毛主席语录、每周一日的政治学习闭馆也都是不能少的。好在业务学习也没荒废。西安碑林有一块景教碑，世界闻名，介绍早期基督教在中国的流传情况，馆里一位老先生单给年轻讲解员讲授有关该碑的知识，就讲了两个月。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王平平（化名）比王岐山等人晚4个月入馆，是老五届大学毕业生，同北京知青一起做过8个月的讲解员，与王岐山交好。2011年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岐山在西安调研期间，特意安排一晚上的时间，约上8位（实到7位）友人在老博物馆（现碑林博物馆）叙旧。那一晚，王岐山提起，他至今还记得关于这碑的知识，“让我现在去讲碑林都能讲。”

在王平平看来，王岐山6年的讲解员生涯锻炼了其口才和待人接物的能力。讲解词没有现成的，全靠讲解员自己提炼，又面对不同社会阶层和文化层次的参观者，应对需要灵活。在陕期间，王岐山又以工农兵大学生身份，就读于西北大学历史系，在知识储备、观世视角和人际交往等方面的人生维度变得多元起来。

王岐山在博物馆期间，接待过中央领导李先念。“那是第一次让他接待身份比较高的重要人物。我在旁边听了几句，觉得他讲得很活，完全没有稿，李先念听了也觉得很有意思。”

穿梭于不同话语体系

王岐山的社交能力在他返回北京后愈发凸显出来。他进入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结交了更广泛的朋友。

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朱信泉、严如平、韩信夫等人，对当年的实习研究员王岐山的评价为：实在、平易、学术功底尚好。“（只）有一点比较特殊的，就是他当时骑个雅马哈。”社科院的老员工回忆，这辆扎眼的小摩托是王的亲戚所赠，当时算奢侈品。

这辆摩托车对王当时的活动能力贡献不小。在他结识了翁永曦、黄江南、朱嘉明3人并联名提交经济研究报告之后，逐渐得“改革四君子”之名。

报告提交后，4人受到当时中央领导的接见，史称“老青对话”。“老青对话”对同时代热衷探讨中国道路的年轻人是一种激励。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张少杰描述当时他们那代年轻人的心情为：“我们太想改变世界了。”

从此，王岐山的道路转向经济领域。

1982年，王岐山进入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次年入党，6年间成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所长、正局级研究员。1988年起，历任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并力主建行改制、中金公司的组建等中国金融界大事。从此兼备对中国根本问题（农业）的认知和对国际潮流（金融）的把握。

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王岐山被委任为广东省常务副省长，协助省委书记李长春处理广信、粤海等国有企业资不抵债事件。为消除消极影响，他曾接受“联办”旗下《财经》杂志的对话专访，阐释“窗口公司”历史使命的结束，强调“谁的孩子谁抱”的市场逻辑在中国确立。

王岐山更为人熟知的危机处理是在2003年非典期间。他从海南任上被急召入京，上任第10天召开中外记者见面会，次日接受中央电视台《面对面》专访，向百姓呈现、解释当下抗疫局势。一句口头禅“说实在的”广为人知。

2004年，南方传媒集团原驻京办事处主任、原驻京首席记者方进玉曾在面访王岐山时提出：“去年（2003年）抗击非典的记者会，面对全北京、全中国的大恐慌，面对国内外记者那么多刁钻问题，你的应对太精彩了……只有一个地方，你公开赞扬美国的《纽约时报》‘不愧为《纽约时报》’，还赞扬美国记者‘提的问题就是尖锐’，容易让人产生联想，以为你在暗讽国内记者提的问题不尖锐。电视直播一出来，我就担心你会不会因为这样的回答，受到中央领导的批评呢？”

王岐山回答说：“没有啊。去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后，中央领导都表扬了啊，说我是放得开、收得住。”

2009年赴美时，美国总统奥巴马出其不意，赠予王岐山一只篮球作为礼物。王年轻时确是篮球爱好者，还在记者面前秀了转球技法。王平平曾开着玩笑问过王岐山，奥巴马送你那个篮球要不要交公？王顿时表现得像个孩子：凭什么？

同样在这次赴美谈判期间，王岐山和美国财长盖特纳接受PBS（美国公共电视网）《查理·罗斯秀》的联合专访。时政访谈资深主播查理·罗斯问王岐山：有人说美国要遏制中国发展，你相信吗？王回答：“美国政府包括奥巴马总统多次说，希望中国繁荣发展……我相信你们总统说的话。”

老到的主持人又问：你觉得中美之间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王直接说：“美国人对中国不是误解，关键是不了解。”

新的历史使命

十八大七常委亮相后，王平平接到电话：岐山怎么分管中纪委了？

这是执政党新班子上台后被舆论热议的话题。中纪委书记一职，跟王岐山副总理任上的职责无直接相关，他的工作履历中也没有类似情况。唯有“救火队长”的“称号”一脉相承。腐败问题是当前中国政治的最紧要问题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

王岐山履新，雷厉风行的行事方式也一起到任。中共中央贯彻“八项规定”，改进文风、作风、会风的新气象，对王来说，这是多年来一直的行政方式。

据农研所时的同事回忆，王在联络室主事期间，“不说废话”。到杜老（杜润生）那里开会，了解完情况，交代下去待办事宜，就散会，“简短”，“办事风格非常明快”。

2013年1月，王在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的发言中说，治腐“当前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显示其现阶段的工作思路。

综合媒体已有报道、接近中纪委人士的介绍以及《纪委监察干部工作手册》等方面的信息，中纪委原来设置8个纪检监察室，1室管国有企业，2室管金融机构，3室管教科文卫，前三室不涉的其他中央机构及国企由4室监管。5～8室分管各省、市、自治区。王岐山上任后，新成立9室、10室，将5、6室拆分，新的对应方式为：5室对西南，6室对华北，7室对华东，8室对中南，9室对西北，10室对东北。

“（比如）原来一个室下面三个处，一个处要管两个省，现在可能一个处只管一个省了，（查处）力度肯定大了。三四个人只盯一个省，一个省能有几个省部级干部？……这几个省的官员肯定都睡不好觉。”上述知情人士说。

在这次中纪委监察部内设构架的调整中，原党风廉政建设室与原纠风室合并为“党风政风监督室”，原执法监察室和原绩效管理监察室合并为“执法和效能监督室”。所以机构总数保持不变。

除了立竿见影的查办案件力度和富有效率的网络反腐举报反馈，学界和坊间更期待反腐领域的顶层设计和制度改革上的稳步推进，诸如官员财产公示、反腐败立法等正在试点或筹谋的长效机制能够逐步确立起来。在改革推行过程中，在面临复杂局面时，极高的政治智慧、果敢的决断力和中央高层的同心联动都甚为重要。

2004年，王岐山说：“许多人说我是临危受命，其实我自己很清醒，我知道这是一种历史机遇。在广东做副省长也罢，到北京做市长也罢，都是历史机遇……我是学历史出身，站在历史长河的角度看，既然中央调你来了，既然历史给了你这样一个机会，那么你只能尽力去做。各行各业各个领域，有学问、有能力、有智慧、有魄力的人太多了，我算什么？因此，每到一个新单位，我总是希望低头拉车，多做实事，而且要多向其他人学习。”

王岐山的这番自述，在今日更艰巨、更被寄予厚望的历史使命面前，或许仍然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