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1913年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他深爱中国文化，曾来到中国作访问，还在南京的高校里作过公开演讲，那天老人和大学生们进行了“零距离交流”，但是也遇到了尴尬。              李继锋

泰戈尔来了

1924年4月12日，一艘轮船缓缓驶进上海汇山码头，船上有泰戈尔率领的“国际大学访问团”。这是中国学界期待已久的访问，发出邀请的是梁启超、蔡元培这两位中国学界泰斗，他们以北京“讲学社”的名义邀请泰戈尔访华并提供路费。

泰戈尔是东方古国印度的诗人，却早已获得欧美的承认和尊崇，1913年他的诗集《吉檀迦利》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亚洲第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对这样一位有东方的灵魂，又能够从容进出西方文明的印度诗人，中国学界充满了期待、艳羡和好奇。

原本在1923年10月就传言泰戈尔要来中国，可惜他和儿子得了骨痛热病，没能成行。此次泰戈尔一行的到来，最喜出望外的是徐志摩。讲学社请他做印度诗人的翻译，并照料这位六旬老人。不过，徐志摩不会说梵文，泰戈尔也不会说汉语，他们之间只能用英语作交流。这让泰戈尔遗憾又无奈，他一直认为诗一旦翻译成另外一国的语言，就失去了它特有的魅力。

南京起初只是泰戈尔准备路过的城市，但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不想放弃这难得的机会。南高师是现在东南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的前身，在当时则是南方唯一一所可以与北方的北京大学比肩的国立大学。

泰戈尔一直以行期匆迫为由婉谢，但最终却不过南京东道主的盛情，答应在东大的礼堂作一次公开演说。

与大学生零距离交流

在泰戈尔来南京之前，徐志摩专门托人带信给学校，告知接待泰戈尔的注意事项。特别强调的一点是，泰戈尔很不喜欢应酬性的集会或宴会，要“能避免的尽量避免”。

20日凌晨2时，64岁的泰戈尔乘江裕轮溯江而上，中方随行者有徐志摩、王统照。上午八九点钟，老诗翁一行乘汽车抵达东南大学。在参观校园及明孝陵等景点之后，他们前往鸟语花香的梅庵就餐。

在他们吃饭的时候，门前窗外就挤满了慕名前来的男女学生。不过，泰戈尔用完餐后，先独自缓步走到一个孤亭上默坐了半个小时左右，才缓步踏下亭阶，走到树荫花丛旁，同大学生们说话。一位叫董凤鸣的学生目睹了这一切并记录下来。

当时泰戈尔用英文先和大家打招呼，接着表示：“我很不愿意有人把我当作一位有名的人物看待，抬我到讲台上去作公众的演讲。我素来喜欢在露天的花间树下，像现在情景一样，同你们这般可爱的少年混在一起，随便提出什么谈话的资料，随便问，随便答，这样更有趣味。”

在体育馆作公开演讲

当天下午3点，身着印度民族服装的泰戈尔出现在东大体育馆。校长郭秉文向大家作了介绍，给予泰戈尔高度赞誉，还强调说：“泰戈尔所发表的学说，足以阐扬东方文化精神，并于沟通中印及世界文化历程有伟大之贡献。”

泰戈尔眼光和善而深邃，在讲坛上说了将近一个小时。说到激动之处，他紧握右手，放在胸前。

当然他还是用英文。演讲结束之后，徐志摩登台作了翻译。泰戈尔他认为东方文化的精神，可补救西方偏重物质的不足，达成世界和平。

印度诗人的话语，借助中国杰出诗人的表述，让观众们沉醉了。由于现场人太多，还发生了一个意外——正当泰戈尔讲得痛快淋漓时，忽然场内发出扑通一声巨响。原来体育馆楼上横板因超载过多开裂，几乎坍塌。好在，没有人员受伤，演讲很快就继续进行。

有人现场发传单批评泰戈尔

然而，在演说进入尾声的时候，竟又出现了一个意外——有青年出来散发传单，内容是严厉批评泰戈尔的，甚至声称要将老人赶紧送回国去。

一直在盛赞中国传统文化的泰戈尔为何会遭遇如此尴尬？说起来，和当时中国所处的特殊时期有关——在救亡压倒一切的历史背景下，反封建反传统成为当时中国人最迫切的任务。这时，泰戈尔对东方传统文化的推崇以及对西方的批评，便成为一场文化风波的导火索。

本就不平静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因此分成两大阵营，以梁启超、徐志摩、胡适等人为代表的一方，对泰戈尔的到来表现出极大的热情，“那种不仅出于礼仪而且更是出于文化认同的热忱欢迎”；以陈独秀、郭沫若、茅盾、瞿秋白、吴稚晖、沈泽民、林语堂等人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成果的捍卫者和左翼文化人士，则要“激颜厉色送他走”。

第二天，泰戈尔离开南京，继续北上，在济南短暂逗留，最终到了北京。他在华的活动，成为文坛和媒体追逐的重要目标。5月29日，泰戈尔在徐志摩陪同下搭船去日本东京，后取道香港返回印度。

西周时期，

殷人或东渡美洲

在距今4000多年前，我国进入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阶段，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夏朝（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7世纪初）建立。当时，居住在今东北的西南部和河北省东北部的殷族人与中原王朝建立了臣属关系。殷族是擅长航海的民族，属“九夷”中的“东夷”族人。据《竹书纪年》记载：禹的八世孙后荒（帝芒）曾“命九夷，狩于海，获大鱼”。很可能就是夏王命臣属于自己的东夷族人驾舟船为其捕猎鱼类。据现在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有鲸的甲骨这一点来看，殷人受命入海捕大鱼的记载应该是事实。

夏代中后期，殷人开始越渤海南下，至山东半岛，再进入河北、陕西中原一带，最后取代夏朝而建立商朝。商朝以夷族入主中原，仍然保留有航海探险的传统。商代曾与“海外”有过相当频繁的往来。所谓“海外”，专家们认为是今渤海以东的海上诸岛屿，也有的认为可能是朝鲜半岛。据此可以推测，在商代，我国北方海域已经存在着众多海上航路，至少渤海之内，已经可以畅通了。

善于航海的殷商族人，同样在今黄海的中南部海域有过航海活动。出土的甲骨卜辞中记载有商纣王征讨胶东半岛的人方国时，曾两渡淮水至齐国，然后沿海南下，四处征战。商都殷墟出土大量的鲸骨、海贝、海龟壳、象牙、蚌壳等产于我国南海、东海或南洋一带的海洋物产，更说明殷人与海外各地保持着贸易往来，航海活动一直在延续，航路与航线也逐渐从北向南扩展。

至公元前11世纪，商为周所灭，许多不服周朝统治的殷人便举族逃亡。商贵族箕子逃亡朝鲜半岛便为典型的例子。然而，更引人注意的是：在殷商灭亡之际，有一支正在山东征讨的殷军在商亡之后神秘地失踪了。根据殷人有航海的传统推测，人们认为这支殷军极有可能从海上出逃，其落脚点在渤海、黄海以东的岛屿上。到近两个世纪，国内外都有学者猜测殷人东渡到美洲大陆，并陆陆续续提出了许多证据。延至上世纪80年代初，更有学者认为殷人东渡的目的地就是美洲大陆，而且在美洲创造了独特的文化。唐传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