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撰文表示，在河南赵作海杀人案、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案等案件中，审判法院可以说功大于过，否则人头早已落地。文中还称冤假错案的形成与追求不正确的政绩观有关。（本报今日14版）

网站在转载这篇文章的时候，普遍将“浙江叔侄奸杀案等冤案审判法院功大于过”单独提炼出来作为标题，常务副院长沈德咏的功过二元逻辑，因此被放大，成为舆论批判的对象。但通览全文便可发现，该文并非为当初法院的审判辩护，其核心是在探讨如何避免冤案发生，“功大于过”一说只是枝节而已。

在沈德咏看来，法院留有余地，它是在层层压力之下能够“枪口抬高一厘米”的司法态度，自然不容易；而在公众看来，法院违背程序正义，自然无功可言。很难说两种评说谁对谁错，只能说他们基于不同的语境，基于对司法的不同理解，而在这背后，司法审判所面临的干扰和压力，是共通的。因此，尽可以批判功大于过的二元逻辑，但你无法否认，在这层逻辑背后，确实存在着一些司法正义所必需破解的现实难题。   随着司法理念的进步，定指标、定破案率这类行政指令，必然成为历史，沈德咏所言的“干扰和压力”，也会逐步消解，法院能彻底中立、权威，也能够毫无束缚地使用无罪推定、程序正义之类的原则，不受行政、功利乃至舆论等外在力量的干扰，实现理想中的司法蓝图。不过在此之前，不得不正视潜在力量对审判的干扰，包括行政力量，不科学的司法评价体系，以及法院内部行政式的分工和晋升机制，等等。正是这些问题，远比逮住功过逻辑不放更为必要。   在公民流失的年华面前，言法院的功与过当然是苍白的，正因苍白，法院才必须减压前行，走向彻底的独立和中立，使其自身能够毫无保留地适用现代司法理念，而不是在干扰之下去追求余地或者折中。我想，也只有司法独立完全实现之后，人们评价法院，才不会用一种简单的功过二元逻辑，而是回到合乎司法规律的评价：符合程序，还是违背程序；符合正义，还是违背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