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录片，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胶片时代，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便携式摄像机时代，90年代中期至今的数码时代，这三个分期既有技术因素，也有摄制理念因素。总体来说，安徽纪录片的发展轨迹，与全国纪录片发展历程基本相同。

几十年来，安徽电视人为全国观众奉献了《远在北京的家》、《我的小学》、《中国民工潮》、《淮军》等大批优秀纪录片作品，纪录片创作队伍渐成规模，从事电视纪录片策划、创作20多年的禹成明也是其中一个。

引言

正如很多人认为小说是一个民族的心灵秘史一样，也有人把纪录片视为一个国家的相册。文字也许能够表现更为丰富的内涵，但影像记录，则更直观，看起来也更真实。

上世纪80年代，一部《话说长江》，让中国观众见识到纪录片的魅力。40%的收视率，也成就了它在中国纪录片发展史上的传奇。

纪录片最大的特点就是真实，它不同于故事片，是通过虚构的人物命运，来反映社会现实，或表达某种思想，纪录片对自然和社会的反映更直接。

从这个角度来说，纪录片作为一种电视艺术，它的表达方式更接近新闻专题。但它又不受新闻报道中立客观的限制，假影像技术之手，它可以赋予艺术语言的表达。

绝大多数中国人对自然纪录片《动物世界》印象深刻，中国纪录片的技术变革，差不多也正是在引进这部片子之后。当《故宫》借助特效手段来呈现宏大历史场景时，中国纪录片也随之进入了一个大片时代。

央视新闻专题栏目《东方时空》推出后，电视节目的纪实理念得到强化。全国各地的主流电视媒体纷纷开发纪实电视专题片，从侧面推动了电视人在纪录片领域的探索。

在央视纪录频道开播之前，纪录片栏目就已经在各种电视频道风行。去年，央视制片人陈晓卿总编导的《舌尖上的中国》大获成功，创造了近年来纪录片收视奇观。

然而，大多数纪录片因为题材和播出平台的原因，完全不可能与《舌尖上的中国》比肩。纪录片受众面狭窄，制作周期偏长，尤其是在中国，纪录片远未达到“工业化生产”的程度。

播出平台和销售渠道少，拍纪录片不如拍电视剧赚钱来得快，借此出名则更难，这让不少创作者望而却步。加上电视审查的严苛，“体制内”的纪录片虽然也有佳作，但总体水平很难与国际上的顶尖之作相提并论。

相对于“主流”纪录片创作而言，近20年中国独立纪录片创作，虽一度艰难生长，却在国际纪录片领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摄像技术的发展，降低了纪录片的制作门槛，使一些“体制外”的创作者能够轻易介入。

凭借对底层人物命运的关注，和对现实的不加掩饰的反映，独立纪录片表现出极其强烈的“诗人”气质。

安徽本土的纪录片创作，在全国一直有不容忽视的地位，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批优秀的纪录片导演出现，涉及的地方性题材，无论大小，都有佳作问世。

撇开纪录片创作的门户之见不谈，它都面临与国外对话的问题。作为一种影像艺术，纪录片只有在与境外文化的持续交流和碰撞中，才能有更大的发展前景。

胶片时代：人文风光是主调

除了中间曾在深圳电视台工作过8年，禹成明一直生活在省城合肥，其职业生涯，则大部分献给了纪录片。

从事纪录片策划、创作20余年的禹成明，虽然已经退居幕后，但近年来安徽本土制作的一些大型纪录片，监制名单中仍然有他的名字，年轻导演在拍片时，都要过来向他请教。去年，他的纪录片研究随笔《真相与谎言》出版，更是奠定了其在纪录片领域的专家级地位。

“安徽电视纪录片与其他省份差不多同时起步，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主要得益于电视的普及，和央视提供的播出平台。”禹成明介绍，便携式摄像机引进以前，老一辈的导演主要还是用胶片拍摄，而且题材比较单一，主要是人文历史和自然风光，目的也主要是为了宣传。

这一时期，本土纪录片影响不大，但由央视拍摄的25集人文地理纪录片《话说长江》，在全国引起了轰动，这是一部承前启后的片子，后来的纪录片，无论是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开始有了变化。

黄金时代：压抑之后的释放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是中国纪录片的黄金10年。当时，全国人民刚从那场“浩劫”的阴影中走出来，长期的压抑，正需要一个释放的出口。

不单是电视行业，彼时文学艺术都有复苏之势，文化界异常活跃。“那时全国有几十位纪录片导演，都经历过下放、文革，所以作品偏重于个性化的表达，较多地反映了时代变迁。”禹成明回忆，一时间涌现了许多优秀纪录片，如《让历史告诉未来》、《沙与海》、《最后的山神》等，《沙与海》还获得了“亚洲——太平洋广播联盟纪录片大奖”，等于是受到了国际认可。

这一时期，好的纪录片作品层出不穷。

“央视开了一个叫‘地方台50分钟’的栏目，后来又改成‘地方台30分钟’，为地方台纪录片导演提供了一个全国性的播出平台，也推出了不少人才。”禹成明感慨。

大片时代：寻求与国外对话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地方台都改成卫视，电视信号覆盖范围扩大，电视行业由节目时代跨越到栏目时代，再到频道时代，分类越来越细。

1993年，央视《东方时空》开播，电视纪实理念进一步放大，纪录片从作品时代迈入产品时代。“我们现在经历的时代是一个‘大片’时代。国门敞开之后，国外的纪录片大量涌入，有了学习和借鉴的榜样，中国也开始出现纪录片的大制作。”禹成明介绍，《故宫》就是典型的代表，这部纪录片在拍摄时，运用了大量特效，以展示故宫建造的过程。

“做电视有‘体制内’和‘体制外’之分，电视台制作的纪录片，通过相关审批，有‘准生证’，才可以在电视台播出。”禹成明告诉记者，这一时期，《森林之歌》、《敦煌》、《圆明园》、《复活的军团》、《再说长江》等纪录片，都是“体制内”作品的优秀代表。

但所谓的“体制内”作品，与“体制外”的独立纪录片，同样面临与国外对话的问题，即用什么样的电视语言，实现不同文化间的交流。

访谈 安徽制造的创作团队渐壮大

记者：国内的“体制外”与“体制内”的纪录片如何？

禹成明：其中也有一些好作品。比如王兵导演、反映沈阳工厂改制的《铁西区》、杜海滨导演、反映四川地震的《1428》，因为对现实有比较深刻的呈现，都获得过国际大奖。

在“体制外”作品中，个性化表达进一步加强，更多偏重于反映小人物生存状态的题材。

记者：安徽目前的纪录片创作队伍目前是什么样的状态？

禹成明：主要还是以电视人为主，近年来，有一大批年轻导演正成长起来。也制作了不少优秀的电视纪录片，如叶海鹰的《淮军》、《中国民工潮》，王振涛的《大黄山》，祝凤鸣的《我的小学》，吴斯的《严凤英》、《两弹元勋》等，这些作品都在国内获过奖。

年轻导演郭巍拍摄的《成本华——一个被遗忘的抗日女兵》，已经确定即将在央视播出，据说讲述的故事非常精彩。而由另一位青年作家、导演于继勇负责的淮河题材纪录片，目前也正在紧张的拍摄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