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天下》作者进入中国历史，考察历代政体及其运作，并运用现代人文与社会科学工具，抽象其中的治理之道，尤其是政体设计之道。因此，本书是一本政体科学论著，但与时下流行的政治著述不同，它完全立足于中国历史。中国政治的历史是如此丰富，作者游刃有余地进行政体比较，从中探究、发现优良政体之原理。在最后一章，作者指出这样的原理完全可用于当下中国人为自己设计健全的政体。

可以说，本书作者旨在中国建立新的政体科学。当初，美国制宪者，尤其是写作《联邦党人文集》的制宪者，为因其在北美广土众民社会中建立共和制之需，在欧洲传统的政治理论之外，建立了新的政体科学。今日中国构建优良治理架构，除了更大规模之外，更有独特的文明属性，则建立新的政体科学，势在必行。这一知识工作当然需借助欧美既有知识，但更须立足于中国经验，探究中国治理之道，会通中西，温故知新。

然而，作者进入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历史世界中，却没有进入中国政治理念的世界中，也即，忽略了儒家的政治理念。中国治理之道于政体中者，只能是不完整，更完整、更直接地呈现在五经，历代大儒的思考、论述也以道论政。忽略了五经、儒家之论述，所得到的中国治理之道难免不完整，并且经常是灰色的。

尽管如此，这些分歧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它的文化取向：它认真对待中国人过去五千年中进行的制度探索，它试图从中抽绎中国治理之道，这些努力预设：中国文明未死。今日中国是古代中国之延续，设计今日中国之优良政体，不能不进入中国历史，向先人请教，与先人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