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第二个周末，全国中东部地区都陷入严重的雾霾和污染天气。中国环境监测总站重点监测的33个城市，包括合肥在内，空气质量级别都是“严重污染”。市民抱怨“空气有毒”，还严重影响了交通。（今日本报03～06版）

面对空气污染，美国早在1955年就颁布了《空气污染控制法》，这以后又先后颁布了《清洁空气法》、《空气质量法》。此后，政府部门在制定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经济行政法规时，如果没有对该法的可能收益与耗费及其经济影响的论证，没有得到联邦管理和预算局的评审通过，就不可能正式颁行。至此，保证清洁空气的长效机制才真正构筑起来。

在我国，落后产能必须淘汰出局，但为什么总是淘汰不了？城市理应多些绿地，但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却总是钢筋水泥？党政机关理应在公车使用上作出表率，但我们看到的却总是大排量豪华公车满处跑？政府的环保政策要真正硬起来，但为什么总是硬不起来？很简单，就是因为“人人有责”混淆了视听，没有从法律上建构起共同而又有差别的责任体系，影响雾霾天气的汽车和工业排放增加没有得到根本遏制。在此背景下，呼唤“从自身做起”，得到的也就只能是“独善其身”，出行就戴上一个口罩，呆在室内就增加一个空气净化器。

面对雾霾天气，我们已经到了必须告别“从自身做起”的呼吁阶段，应该进入实质性的法治阶段。在法治的保证下，自己受益了，不用呼唤，人们也会“从自身做起”，出一把力。如果没有刚性措施，千万遍的“从自身做起”呼吁，也改变不了人们加入“破窗效应”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