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辽宁到重庆的近二十八年从警时间里，凭借三套王氏刀法，王立军一路过关斩将建功立业。除却其个人性格与行事风格外，又是哪些力量把王立军推上了神坛？

对外是打黑，对内是治警

作为名声在外的“个性化”官员，王立军习惯对传统的警队体制展开雷霆般的冲击。在辽宁，他搞“查摆剖析”，搞责任倒查机制和就地“扒皮”，搞交巡警体制改革(见《从铁岭到锦州》)。到重庆后，这些得到更高强度的放大，一律先就地免职的全员竞聘机制给重庆警界带来的冲击之大，超出想象。《王立军辞典》一文中收录的“胜在起点，败在终点”，“不要潜规则，要元规则”等王立军语录，即是彼时情况的生动写照。

完成基本人事洗牌后，警营文化沙龙成为王立军文化治警的重要平台。而大规模招聘研究生以提升警队学历水准，也是文化治警的重要内容。王言必称文化承载力，“文化承载力决定警务生产力。”另一方面，以号称建设亚洲最大警局为口号的“警务大跃进”，斥资数百亿的近三十个大工程，以及“警察人民公社”，也自此拉开序幕。

市局政治部和纪委两个部门成为他的两大抓手，即所谓“双轮驱动”，前者掌握帽子，后者掌握棍子。问责一出，闻之色变。而对各项专报的批示以及市局警令部专项督办，对他写的、说的一一对照落实，一律发放督办书，则成为他的主要治理工具。王立军精力过人，平均每天要批示一百多个文件，对文件的内容和形式要求极高，对纸张，质地，抬头，格式，字词，甚至一个标点符号的使用，都会成为打回重写的理由。

短短三年间，多管齐下，通过一次又一次严酷整风，王立军在重庆警界树立了说一不二的权威，警员们称他是货真价实的“王”，就是王法，一些高级警官称去见他也是“上朝去”。《治警》一篇中，对此有生动记录。

深谙包装之道

辽宁时期的王立军，就深谙包装之道。从早期持枪跃马的小马哥形象，到中期荧屏上亲自演绎的英雄热泪，再到重庆时期的偶露峥嵘，这些王立军极为重视的塑形工程兵分两路，外宣倚重本地媒体和关系媒体的定向报道，内宣则地毯式覆盖警界公安内网，以及呈送他一个人的专报、快报等，收效奇快。

打黑后期筹办的重庆打黑展，利用内外宣之间的政策缝隙，吸引了国内外数以万计的重要客人前往，成为重庆三年间最为重要的外宣平台。一时之间，上午听书记市长介绍“五个重庆”，下午到重庆市局看打黑展，晚上到大会堂唱红歌，成为“重庆一日游”的必备三部曲。

刻意筹建的女子交巡警特勤支队和遍布全重庆的近500座交巡警平台，是对外集中展示的两个重要平台，也是不惜血本的形象工程，在赢取眼球方面，为王立军立下了可与打黑展媲美的汗马功劳。

他对形式感的要求，已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警车摩托车直升机，钢盔闪亮警灯闪烁，人海战术的大场面，整齐划一的画面感，覆盖了从抓文强到抓李庄到春节团拜会的所有重大场景。他违反警务条例，为女子交巡警修改警服和警车样式。重庆市公安局的底楼车库，也依据他的审美趣味，被改造成了类似华西村文化快餐的全球警察博览。

而最突出的形式感，则是他对学历与学位的迷恋。一个只拥有初中学历的转业军人，在通过自考与成教获取了中专与大专文凭后，在十余年时间里，通过在某校学习、进修、开会，或洽谈合作后，通常会在该校担任教职的“王立军定律”，相继获得了数十所大学荣誉教职，成为世界级刑侦与法医专家。

不正常的人事任命 和管理体制

在重庆，王获得了地方主要领导人的绝对支持，市委主要领导频频到市局视察，甚至直接介入到局党委的班子成员分工；市政府财政首先保障公安，对“警务大跃进”不计成本天量投入。这种干部体制上的绝对授权和信任，让王立军迅速成为城市治安管理上的第一首脑，也成为主要领导家庭内务治理的重要倚靠，这使得他获得了说一不二的无上权力。这也能理解，纵使上级公安机关不赞同他这套自行其是的高调做法，却也无可奈何。

警权过大的现实格局，和前述不正常的干部体制结合起来，使得王立军如虎添翼。2011年5月以前的重庆打黑高潮时期，王立军并未在政法委和市政府担任职务，仅以公安局长的身份就能号令数百个专案组，指挥检法等多家司法系统，在文强、龚刚模、李庄、樊奇杭等要案中，将严重违反程序的王氏打黑刀法强行推进到底，最终使得重庆打黑由法治轨道上的“治安管理”演变成为以社会控制为目的的“社会管理”(童之伟教授语)。

在这种情况下，劳教等短平快维稳手段，监控窃听等技侦措施大行其道，潘多拉盒子被王立军打开，酿成完全脱离法治轨道的人治灾难。针对嫌疑人，是血雨腥风般的刑讯逼供，铁山坪等成为令人毛骨悚然的“基地”；针对有微词的普通市民，王立军的办法是直接劳教，“一坨屎”案、任建宇案等血泪斑斑的劳教案层出不穷；针对中高级干部，则是用特别手段掌控，王立军公开声称“在一些干部的裤腰带上绑上了定时炸弹”，前不久被曝光的雷政富案成为一个意味深长的诠释。

在现行警媒关系中，媒体本就受制于警方的信息控制，因而很难质疑警方，更难质疑“公安英模”和“打黑英雄”主导的打黑治警。无法监督批评，只能锦上添花，最后是警媒双输结局：媒体丧失了甄别真相与监督权力的天职，警方失去了监督的诤友和纠错的机会。纵观整个重庆打黑期间，从秀山缉枪案的真伪，到文强黎强等打黑要案，到现在已经接近真相大白的李庄案，绝大部分媒体都在盲从于警方提供的信息，听其指挥，为其粉饰，成为王立军的道具。这就不难理解，即便在他出走美领馆后的2012年两会上，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仍可以对媒体振振有词地说：王立军的打黑英雄称号不是市委封的，是媒体和网民、群众给的。

据《南都周刊》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