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称，国家卫生部、北京市卫生局正分头拟定急救相关法规。北京市的急救地方法规已进入市人大的立法调研阶段。立法起草者考虑从免责角度为急救车争取路权。比如，在转运急危重症病人途中，急救车如果和周围邻近社会车辆出现剐蹭，予以免责。

（12月13日《新京报》）

对于优先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3条规定，救护车、警车、消防车、工程抢险车四类特种车辆，在执行紧急任务时拥有优先路权，包括不受行驶路线、行驶方向、行驶速度和信号灯的限制，其他车辆和行人应该让行。并且北京对于《道交法》的实施办法中还有明确的罚则：如驾驶机动车遇有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未按照规定让行的，或违反规定占用应急车道的，均处200元罚款。但不少市民表示，这种罚则很难界定，也难以落实。

的确，正向的罚款思维需要完善的监控体系支撑。即便在某些大型城市已经完全实现了电子化收费，但中小城市基本停留在人工收费的方式，需要安排很多监控人员，无疑需要增加相关的运营成本。

因此，立法起草者在初步征集市民意见后，考虑从免责的角度为急救车争取路权。比如，在转运急危重症病人途中，急救车如与周围邻近社会车辆出现剐蹭，予以免责。

这是一种逆向的免责思维，出现剐蹭，予以免责，实际上给了急救车一种特权。我们都知道这种特权是体现在车辆上的，但是，车辆怎么会有特权呢？又怎么会享有特权呢？车不是有自主能动性的物体，“人”才是“优先权”的关键。

没有责任的“优先权”最后将演变为“霸权”。如果只是一味地赋予“优先权”而没有责任的相伴，那么优先权最后又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走去？这种担忧不是杞人忧天更不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一旦拥有优先权，剐蹭免责了，思想惰性反而更容易出现在细枝末节上，那么这种惰性放大的结果则很可能不堪设想。

同时，没有“责任”的优先权也很有可能滋生另外一群傲慢。法律上缺少对其指定严格的职责所在，道路权本应平等，却因为有了“特权”才将不同车辆彼此加以划分，那么这些拥有“特权”的车又极易形成对“霸权”的演变，如若结果如此，我们对急救车优先权的赋予会使得与立法者最初的初衷背道而驰。

其实，公众的理解与支持是急救车优先权的社会基础。执行急救车优先权，如果忽视公众的力量，单纯依靠交警执法来贯彻实施，是难以达到预定目标的。因为急救车行驶过程中随时都可能面对社会车辆，所以急救车优先权实施，需要依赖社会共同责任体系发挥保障作用。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急救车优先权不仅是一项法律条款，其在实施过程中所暴露出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方案，也与当前社会的文明程度及公众的整体素质密切相关。

当生命重于一切的信条写入每一个公民头脑之中后，人们的理解或许会化解优先权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