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在安徽，一九四二年并不算一个特别值得追述的年份。不过对于亲历了那一年的人来说，回忆，依然颇为沉重。

从两位阅尽沧桑的受访者那里，约略能窥见那个年代的历史，观照他们自身的命运起伏，让这些原本已经模糊的久远记忆，顿时生动鲜活，宛在眼前。

温故的最终目的是知新，从往事中去芜存菁，以酬今时之需，故不能止于一年、一人。也许，以一九四二为始点，整个民族的温故之旅应该尽快启程。 王震/文

俞乃蕴，1931年生，笔名余云。安徽繁昌人。中共党员。195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从事新闻工作近20年。1978年后历任安徽省政协秘书处副处长、办公厅主任、副秘书长。200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散文随笔集《新闻圈的里里外外》、《迎客松下录》、《“旧闻记者”随笔》等。《迎客松下录》获第四届安徽文学奖。

“人生得一良师足矣”

两位良师

1942年，俞乃蕴11岁，在繁昌老家念私塾。据俞老回忆，当时教他的先生，原本是芜湖圣雅阁教会中学的中文老师邓哲先，避乱来了繁昌，为了养家糊口才进私塾开馆授徒。

邓哲先的教授方式很独特，他从胡适、梁启超、袁枚教到唐诗、宋词、汉赋，从今至古，现在看来很符合由浅入深的教育学规律。3年的私塾学习为俞乃蕴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

25岁那年，俞乃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就读新闻系，遇到了人生中另一位良师——冯其庸，一位诗书画皆绝的红楼研究大家。几年前，俞老撰写了一篇题为“人生得一良师足矣”的回忆文章，详尽记述了与冯老先生的师生情缘。其文章气度，读之令人倾慕。

抗日轶事

1942年，安徽大部分地区已悉数被日军占领。前后数年，在江淮大地上，上演了一幕幕悲壮的抗日故事。因为年龄关系，很多事迹，俞老也是后来才得所闻。

当时，因为市场被日军把持，西药、布料等抗日物资奇缺。如大量采购染色布匹，会引起日军警觉，容易暴露身份。抗日队伍便专买白布和染料，回来自己染色。

令俞老印象较深的一件事，是皖南游击队地下党负责人胡明夫妇，乔装运送物资。胡妻洪琪打扮成阔太太，把物资藏在轿子里运到敌后。通过这种方式，保障了后方的供给。

村民气节

俞乃蕴出生的村子叫俞村，一个村子都是俞姓。前些年俞村修族谱，请俞老作谱序。俞老遍览族谱，有一个关于抗日时期的发现，令他动容。

俞村一共一百多户，1942年前后，离日军据点只有十几里路，当时离村子四五里的地方还有一个土匪窝。尽管当时俞村村民的生活困顿异常，饥病连年，但竟无一人落草，或是当汉奸。

对此，俞老十分感慨：“村民们身上体现出的那种传统道德和气节，令人感叹。”中华民族最终获胜，很大程度上依赖的就是这种精神力量。

牛耘，1928年生，谱名家琰，合肥人。生于合肥县城。1944年秋，毕业于国民党教育部芜湖职业训练班新闻科（大专），后又考入昭明国学专科学校研习古典文学。1950年3月参加工作，历任合肥市总工会工人政治辅导员，《合肥工运》副主编、《安徽工人日报》驻合肥记者站记者、站长。

解放以来，牛耘采写反映合肥风物民俗和沧桑巨变的文章大小3000多篇，近400万字，被誉为“合肥活地图”、“庐阳百事通”等。

合肥历史上最黑暗的7年

日军残暴统治

日本1937年侵华，翌年，合肥几乎全境沦陷。

今年85岁的牛老先生，对1942年前后的合肥历史如数家珍，称那是合肥历史上最黑暗的7年。据他回忆，当时合肥市民进出城必须随身携带日军发放的良民证，即便如此，“鬼子依然动辄抓人杀人，甚至不需要理由！”

在沦陷区，日军役使合肥老百姓种植了大量鸦片，并通过臭名昭著的宏济善堂，贩卖给当地人。

同时，日军又在城区到处开戒烟所，现在的坝上街、三孝口当时都有戒烟所。名为戒烟，实则是引诱那些抽不起鸦片的人入所吸毒。通过制售鸦片，日军不光榨取了老百姓的钱财，也毒害了他们的身体和精神。

老百姓暗中反抗

饱受日军荼毒的合肥人，并没有完全放弃反抗，但因为当时的现实环境，谁也不敢明刀明枪跟鬼子拼命，偶有抗争行动，也只有暗中进行。

据牛耘介绍，1943年，一位老人带着女儿在街上卖西瓜，姑娘被日本兵盯上了，遭其调戏。老人眼看闺女将被强暴，无可奈何之际，一个头戴草帽，身穿对襟褂子的神秘男子出现了，一枪打死了日本兵。“鬼子随后全城戒严，可是根本没找到那人的影子。”

牛老还讲了个故事，说是一个日本兵进村侮辱了一名少女，少女的哥哥回家见状，拿起斧头就将日本兵劈死了。事后，全村人很团结，一起想了个主意，趁着当时正是插秧的季节，把尸体埋进了秧田。结果日军搜查了半天，没发现那个日本兵，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不做亡国奴

在牛耘老人的讲述中，有几个故事，主人公身份有霄壤之别，但却一致地，让人再次温习了皖人的刚烈和节操。

牛老自幼就熟悉的一个青帮黑道人物，日军侵犯合肥时，那人已经50多岁了。日本人请他任伪职，他拒绝了，他的徒弟当了汉奸，传达鬼子的意思，劝其开慰安所，他把徒弟骂了出去。此人后来死在日本人手上，其妻自杀。

当时，合肥文艺界有两位名人，张子开和张琴襄（后者在国民政府担任过国会议员），为免受日本人胁迫，他们在日军进犯就离开了合肥。离肥后因为生计困难，张子开绝食而死，张琴襄朝南京政府跪拜以示忠诚后，投井而亡。

重温这段历史，方知中国人的爱国情操未绝。

故事篇：

陈独秀病逝前的 艰难岁月

1942年5月27日，中共早期领导人与创始人、安徽名人陈独秀在四川江津病逝。

陈独秀病逝前生活极为艰辛，当时，他没有收入，生活费用成大问题。

因为陈独秀曾经是中国五四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当时的学者胡适和赵元任曾以《字义类列》稿费的名义，送过陈独秀一千元。

蒋介石也曾经让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出面，许以十万元，请出狱后的陈独秀组织一个“新共党”，陈独秀没有应承。

1940年秋，在江津鹤山坪，大米三十余元一斗，陈独秀和夫人潘兰珍，以及一个佣人，共三个人，一月吃米一斗五，加上油盐菜柴，生活费两百元。

冬天，怕冷的陈独秀迁到江津城过冬，大米七十元一斗，生活费要月三百元。

到了1941年秋，陈独秀在鹤山坪的生活费要月三百元，冬天在城里月花销六百元。而他的生活来源，大致有四种：

一是北京大学的每月三百元。这是陈独秀维持一家人生命的基本生活保障。

因此，在一次没有收到北大同学会的钱后，陈独秀十分焦急，给昔日的同事、当时的北大校长蒋孟麟写了信。

陈独秀在1941年因为报答北大的资助，将自己的油印书稿《连语类编》送给北大。

二是稿费。陈独秀出狱后，在《宇宙风》、亚东图书馆等杂志、出版社发表文学、自传等文稿，获得一些稿费。教育部国立编译馆就预付《小学识字课本》稿费两万元。

三是演讲报酬。出狱后，陈独秀在武汉大学、重庆、江津一些单位演讲抗日问题，也得到了一些报酬。

四是朋友救济。其中，出狱后才认识的国民党少将杨鹏升，因为早年敬仰五四运动中陈独秀的作为，从1939年至1942年5月陈独秀去世前，以私人名义给予了陈独秀很大救济。其中1940年初救济三百元，1941年3月救济一千元等。

此外，刘辅承在陈独秀入川时资助五百元、晋先生1939年至1942年4月，先后资助陈独秀2200元，包惠僧和段锡朋等北大同学在1942年5月陈独秀病危时送三百元等。

但是陈独秀生前没有要蒋介石的钱，他在1938年退还国民党特务任卓宣两百元，1941年3月15日请郑学稼退还张国焘五千元（此款先由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送陈独秀，遭拒绝后，转请张国焘送）。

病逝后，蒋介石和朱家骅各出五千元，由北大同学会操办陈独秀的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