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独自乘车的四十岁左右的农民工师傅晕车呕吐。乘客给了这位师傅一包纸巾，让他擦嘴。师傅却没有擦嘴，而是先擦掉了地上的呕吐物。（12月6日《东方早报》）

此次网友对于这名农民工师傅“高素质”的赞颂，其实无论是捧杀还是棒杀，都是站在“人群素质说”这一相同平台上进行的“标签化”解读，实质并无二异。

事实上，与任何阶层、群体一样，农民工等底层人群同样是一个优点与缺点、美德与劣迹的综合体。其中，他们那些为人所诟病，不为现代城市文明所容的“坏毛病”，无论是闯红灯还是高声喧哗，与其说是群体性的素质问题，毋宁承认乃是农村文明对城市秩序的陌生，以及过渡期的不适感的产物。一味地贬低甚至妖魔化他们，甚至像有些公交车司机嫌农民工脏而拒其上车，不仅不利于城市各阶层的融合，反而会加剧彼此间的对立，逼得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抱团取暖，进而游走于主流社会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