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稳期刚过，股市便以连续跳水的方式跌回1999的起点，离12年前的2073点越走越远，跌破2000点整数大关重回上世纪90年代的“1”时代，没有悬念，着实令广大股民十分寒心。中国股市连续五年的熊市难道永无尽头？股市危机难道真的无可解？非也！在我看来，只要坚决按照十八大的要求去做，定能破解股市危机。

管理层应与股民心心相印

十八大报告中强调：“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在“就职演说”中真切表示：“要与人民心心相印，同甘共苦”。可见，新一代党的领导人把关心民生作为治国的总路线，受到国内外媒体和广大人民的高度赞赏。其实，8000万股民、3亿家庭人口也是“人民”中最重要的成分之一，是最有活力、最有消费力、为改革开放作出最大贡献和最大牺牲的群体。面对过去10年GDP增4倍、M2增7倍、国家财政收入增12倍、外汇储备增10倍，而股市却12年涨幅为负，5年来股民财产普遍缩水7～8成、亏损累累的不正常状况，作为股市管理层，应更该有强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与股民心心相印，同甘共苦，采取积极的股市政策，把维护股市的稳定健康发展，使之稳中有涨，为投资者减亏，为增加投资者财产性收入，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这是每一个执政者都必须牢记的“我是谁？”“为了谁？”的大是大非问题。

用科学发展观重新审视和纠正扩容大跃进

十八大报告和新党章，已经把科学发展观列入党的指导思想和行为指南。李克强同志更强调：“必须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观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的弊端。”必须承认：中国股市用20年时间变成世界第三股市。走完了世界股市200多年的道路，这虽是巨大成功和世界奇迹。但必须承认，这是建立在“万民血泪”基础上的，导致的结果就是股市与经济发展背道而驰。12年涨幅为负，连续5年熊冠全球，表现垫底。尤其是，几个月前声称2020年中国股市规模再扩大4倍、达80万亿的某管理层人士，又发豪言：“10年后中国上市公司将达1万家”，即增4倍。这远远超越了十八大报告提出的2020年经济和居民收入双双翻一倍的目标，导致了周五股市极度恐慌抛售情绪。这一切都是明显违背科学发展观的，管理层必须旗帜鲜明地抛弃“大跃进”观念和做法。

坚决纠正股市体制和机制上的“不公”

十八大报告中20多次强调“公平”，145次提到“人民”，并要求“坚决纠正收入分配领域中的不公，尤其是再分配领域中的不公”，非常振奋人心。我认为，股市中的“不公”最为明显。例如：新股发行时只发25%的流通股，相关利益集团暗中勾结，千百计地以“三高”发行，为的是一年后和三年后75%的大小非解禁时能卖个高价，牟取暴利。又如，大比例增发，再辅之于高送转，使利益集团赚得衣钵满贯。再如，持股比例甚高、成本极低的大小非在任何股价上抛售，既不损害第一大股东地位，又能获利丰厚，而二级市场投资者却一次又一次地成为他们的“提款机”。这种种严重“不公”状况，加剧了财富的两级分化，破坏了民生，扰乱了社会的稳定，必须坚决加以纠正。否则，广大投资者只能一批又一批地离开股市，股市非崩盘不可。

重大决策必须听取群众意见

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新的“两个凡是”：“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但是，这些年来，股市的重大决策，都没有充分听取群众意见，而是打着“发展”的旗号，由少数人独断专行。例如，几年前推出创业板时，管理层和舆论一片叫好，美其名曰“十年磨一剑”。但是结果如何呢？起板指数1000点，最高1159点，现在只有650点，股价普遍被打2～3折，投资者均被一网打尽。又如，两年前推出股指期货时，管理层将它的作用吹得天花乱坠，说：“此前股市之所以从6124点跌到1664点，就是因为没有股指期货。一旦有了股指期货，就可烫平股市的波动，扭转单边下跌市，维系股市健康稳定发展。”但实际的情况却是：自从2900点左右推出股指期货后，空头做空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引领股指一路下跌，反弹幅度越来越小，股市就从来没有好过。这样的股指期货，背离了管理层的初衷，要它有何用？更不可思议的是，十八大刚过，证监会副主席又迫不及待地召开10大券商会议，征求800家排队IPO的意见，周四媒体用的标题便是：“800家排队IPO坚决要发”，让市场惊魂。为何只征求10大券商即IPO的利益方的意见，而不召开专家、市场人士和股民座谈会征求意见呢？

必须从改革入手破解股市危机

新证监会主席上任一年来，先后推出了70多项股市改革“新政”，其改革勇气和精神可嘉。但是我以为，这70多项改革，基本上是属于技术层面的改革，作用不大，这已经被他上任时的2473点到现在1999点的下跌所证明。

形势总是比人强，办法总比困难多。要破解中国股市危机，必须从体制和机制上的改革作为突破口。

此前，我提出了“三招拯救股市危机”的良方，得到了众多市场人士和投资者的认同。现在，我的想法是：如果第三招，即大小非减持须与发行价挂钩这一点存在分歧的话，那么不妨先试行“前两招”，即采取新老划断的方法，从排队的800家IPO“堰塞湖”开始，今后新上市公司发行后，参照国际惯例，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不得超过30%（可以用缩股、存量发行、分散股份、增加流通股发行等方法解决）；对上市公司没完没了的巨额再融资（国外股市基本没有增发新股），或鼓励发行债券，或将定向增发股份定性为永不能在二级市场流通的优先股。

我相信，只要采纳这两招，同时管理层对每年的IPO家数和总量，提前一年向市场预告，给市场一个明确的供求预期。最好再能设立股市维稳基金，那么中国股市的危机便可迅速破解，重回“稳中有涨”的慢牛市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