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崔话多。时而声如蚊蚋，时而声如洪钟。他头戴一顶纯白棒球帽，上面镶嵌着一颗红五星，这是标志。帽子经常挡住他的大部分脸。对记者，老崔还处于很真诚且毫不油滑的阶段，对于不想回答的问题，例如19岁的女儿，他会犯难地看着记者们，说句：“这个我可以私底下告诉你，但是你别写……”然后不等对方反应就一股脑和盘托出。 星报综合

我希望年轻人起来砸烂我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这曾经是崔健最著名的歌词之一。时间过到2012年，资深如崔健，一露面居然也是被今年大红的节目《中国好声音》的相关问题给包围。重点一，崔健究竟是不是冠军梁博女友的干爹？二，他和梁博的那次会面究竟如何？

对第一个问题，崔健答得很干脆：“不是！”他对这条新闻感到莫名其妙。至于和梁博的会面，他觉得：“只要他也是自己写歌的人，我们就不会没有话说。”

那一天见面前，那英带着梁博在崔健位于北京的录音室外等了至少半小时之久。喜欢和年轻人交流的崔健刚开始听说是梁博想见自己，挺乐意，“我没理由拒绝一个年轻人”，但又希望“摄影机能不能不要来，那英你也别来了”。这怎么可能？最后，崔健还是同意那英带着梁博和摄影机一起进来。一直提倡真唱运动的崔健曾经炮轰那英假唱，这次，两个人就此把话说开了。至于梁博的创作和演奏能力，崔健统统给予肯定：“这种年轻人你不鼓励，你鼓励谁啊？”只是梁博最后选的那首歌令他失望，不想评论。

对《中国好声音》这样的节目，崔健褒大于贬，寄希望于未来节目的原创性变得更强，“年轻的歌手热爱音乐，以音乐为生，是件特别美好的事。我们年轻时多想这样，没机会。我也希望能有一档节目，只要演唱者唱的是自己的歌，就加分。摇滚乐，演唱只是三分之一，更重要的是你的创作和积累”。

对流行音乐，崔健这样表态：“我没法评论流行歌曲，我根本不听。你要我评论流行音乐，我只能评论周璇、邓丽君。别的我不听，我没有发言权。我只听富有革命性的流行音乐，她们是第一批。”

对自己的音乐，崔健的态度激烈，若有人只是泛泛听过就敢来点评他的曲目、质问他的创作进度，他就会当场怒斥对方：“你根本就不听我的音乐，你没有听懂。你没有权利说我尖锐不尖锐，实际上，我的批判性和尖锐比过去强一百倍。我急就急在这儿。”

有人不爱崔健近年来的歌，也有人说他江郎才尽，对此，崔健无奈中带着愤怒。他表示自己从未停止过新的创作，前几天还在写新歌，一直待在北京自己的录音室里录歌，“我不想写《花房小子》、《真行僧》这样的歌（《花房姑娘》和《假行僧》都是崔健的代表作），要是还要我写这样的歌，我宁可不写，做个别人眼中的失败者”。只有新的力量，才能打动他。

我不想写《花房小子》和《真行僧》

写歌写到死磕的地步，崔健跑去拍了电影《蓝色骨头》，演唱会和电影同名，都是来自于他的歌。男主角是正在第14届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演出的舞蹈家尹昉，毛阿敏客串，杜可风主动请缨任摄影，崔健本人导演，电影将于2013年上映。

崔健得意得很，认为自己拍摄的电影非常好看。电影拍完还找了年轻人来看，有人喜欢，有人表示看不懂。

《蓝色骨头》是崔健导演的第一部故事长片，关于“一首歌，两代人，三个故事，四个唱法”。讲述一个地下摇滚歌手兼网络黑客的年轻人遇到默默无闻的小歌手，在陷入爱情的过程中偶然发现父辈一段藏在岁月中的爱情。比起出演张元的《北京杂种》和姜文的《太阳照常升起》，崔健觉得还是自己做电影导演好多了，“站在摄影机前面太恐怖了，还是在摄影机后面有自由感。所以说不一定站在阳光下才好，退到黑暗里也不错”。

剧本初稿是他自己写的，“我写的是像诗歌结构的东西，像歌词，歌词里有故事。然后才找专业编剧改的”。

拍完电影，崔健发现自己更爱音乐了。纵然关心国家、关心马路、关心房子，甚至关心牛奶，但他的一颗心，最终还是系在音乐上。他希望摇滚能在这片土地上开花，“我没拿别的国家护照。亚洲国家里，只有中国最有可能让摇滚乐成为主流”。

他坦言自己这些年靠着商演，已然步入中产阶级，但绝对不过中产阶级的生活。

他呼吁记者曝光娱乐圈的堕落，一次又一次，对传媒业满怀希望，“有多少看似美好的东西，背后有多少黑暗？行贿做交易，包电台，这都是早就发生过的。没有才华，没有勇气去冒险，没有热情对文化产业负责的人，他们都在堕落，都在改变自己。如果有一天我也那样了，砸烂偶像，才会给年轻人公平机会。”

那些唱歌很烂需要靠后期弥补的歌手，遭到了崔健的无情嘲笑，“都跑美国做后期去，结果发现，那儿的制作人根本不会。他们的歌手实力强，唱完就直接用了，哪像我们？这些，你们都应该去曝光”。有记者无奈地反问他：“你觉得曝光有用吗？”他有力地点头，铿锵地回答：“有用！”          

我希望年轻人起来砸烂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