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0月23日起，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行人闯红灯、不走人行横道、在路口内随意穿行、翻越中心隔离护栏等交通违法情形，将被依法处以50元以下罚款，在大路口，对群体性闯红灯的，要处罚前三名。（10月25日《法制日报》）

石家庄的闯红灯新政一石千浪，公众的担心无非是执法成本和执法宽严的问题。毕竟，面对汹涌的“组团闯红灯”大军，要想严苛执法下去，难免有法不责众的担心。

当然，执行难不代表不应执行，中国式过马路严罚“前三”，确实很有必要：一者，道德问题固然不能与法律混淆，各有各的边界，但整饬普遍性道德缺失，更底线的法律显然不能袖手。眼下而言，起码中国式闯红灯不是道德所能纾解的症结，不然，何以到了香港等地，国人又都能自觉守矩？二者，任何善政，怕就怕认真和较真。闯红灯的固然数量不少，但如果能“擒贼先擒王”，以明确的罚则遏止嚣张势头，总比袖手旁观的强。从制度到习惯，总需要一个养成的过程，总不能因为这个过程是繁杂的、艰苦的，就放弃公共道德习惯的养成与教育。

更重要的是，如果制度对“中国式过马路”摊手耸肩，则必然助长了这种破窗效应。有时候，姿态比效果重要、态度比技术重要，或者说，形式总是为承载内容服务。如果规制道路交通秩序，只是一味加大机动车驾驶人的责任，再严苛精准的制度设计，也难逃偏颇的嫌疑。

石家庄新政之所以值得肯定，在于其不以罚款为主旨。正如其所规定的，“对一些外来务工人员或家庭困难者，无法缴纳罚款的，拒缴罚款者可以在本人自愿的基础上，现场担任一到两个小时的交通志愿者”；且对于“既不能缴纳罚款又不愿做交通志愿者的”，警方也只是“将通知其所在单位或街道居委会、村委会到场对其配合教育”。刚柔相济的罚则，如果执行到位，也许更利于兑现良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