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这位民国时期的著名教授，以其隽永的小品文赢得了文学上的地位。但却在中国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远离时代，最后沦为汉奸文人。他的一生，以悲喜剧色彩表现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道路的复杂性、曲折性与深刻性。

疑虑中迈出半条腿

民国时期，周作人曾多年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做教授，是新文化运动杰出代表之一。

“七·七”事变后不久，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组成联合大学（简称“联大”）， 一部分南迁昆明，一部分西迁西安。周作人以“系累太多”为由，留在了北平，准备以写文章挣稿费为生。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特别委任周作人和其他三位教授为北京大学留住北平的教授，负责留守北京大学，保管校产和图书，校方每月寄生活津贴费50元。周作人整天在八道湾的书房“苦雨斋”里写他的小品文。

1937年7月30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同年12月，伪华北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汤尔和出任伪教育部总长。汤尔和与周作人是浙江同乡，1938年5月，汤尔和请周作人出任伪国立北京大学总监督，周作人知道此事非同小可，疑虑重重，未肯就任，最后由汤尔和自己兼任。

1938年4月9日，日本侵略者在北平召开了所谓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据当时的《大阪每日新闻》报道，周作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讲了话。北平的一家报纸转译了《大阪每日新闻》的这条消息，并刊登了周作人讲话的内容。

周作人参加日本侵略者的会议并讲话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全国的震惊。当时，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立即通电全国文化界，严厉指出：“周作人、钱稻荪及其他参加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诸汉奸，应即驱逐出我文化界以外，藉示精神制裁”。

随后，茅盾、郁达夫、老舍、胡适、丁玲、夏衍等18位作家也在《抗战文艺》上发表了《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信中说：“惊悉先生竟参加敌寇在乎召集的‘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照片分明，言论俱在，当非虚构。先生此举，实系背叛屈膝事仇之恨事，凡我文艺界同人无一不为先生惜，亦无一不以此为耻。先生在中国文艺界曾有相当的建树，身为国立大学教授，复备受国家社会之优遇尊崇，而甘冒此天下之大韪，贻文化界以叛国媚敌之羞，我们虽欲格外爱护，其如大义所在，终不能因爱护而即昧却天良。”信中忠告周作人：“希能幡然悔悟，急速离平，向道南来，参加抗敌建国工作。”

消息传到四川，年迈的陈独秀愤慨地指出：“我还要说到我们的周作人先生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枪尖指挥下，在日本帝国主义走狗中国的汉奸卖国贼领导之下高谈中国文化再生，这不能不是人类文化之奇耻大辱！因此我不能不为周作人先生惋惜，严格地说，应该是斥责而不是惋惜，虽然他是我多年尊敬的老朋友。”对此，周作人始终保持着沉默，没有公开表明态度。

神秘的枪击案

是南下参加抗敌建国工作，还是继续留在北平？犹豫不决时，1939年元旦突发的枪杀事件迫使周作人迅速作出抉择。据周作人自己回忆：“那天上午大约九点钟，燕大的旧学生沈启无来贺年，我刚在西屋客室中同他谈话，工役徐田来说有天津中日学院的李姓求见，我一向对于来访的无不接见，所以便叫请进来。只见一个人进来，没有看清他的面貌，只说一声‘你是周先生吗？’便是一手枪。”

枪弹为上衣纽扣所阻，只是擦伤了皮肤，未中要害，但是，周作人的车夫为救周作人而亡。此刺杀案一直未能破案。据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在受审时供称， “大概是日本人主使的”。周作人这次遭遇枪击后，非常震惊和恐慌，他说，“虽然没有被损害着，警察局却派了三名侦缉队员来住家里，外出也总跟着一个人，所以连出门的自由也没有了”。这对周作人是很大的威胁。周作人在后来受审时供认，行刺事件是他失足公开做汉奸的一大原因。在遇刺的10多天后，接受了伪北京大学的任命，出任伪北大图书馆馆长之职。

半只腿入水的周作人终于完全下水了。此后，越陷越深。

为伪政府效力

1939年3月28日，周作人接受伪北大文学院筹备员职务。8月，周作人出任伪北大教授兼该伪校文学院院长。9月3日，周作人参加东亚文化协会文学部会议，成为“东亚文化协议会”成员。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北平的伪临时政府解散，另设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汤尔和任该伪政务委员会的教育总署督办。11月，汤尔和病死，继任乏人，汤尔和在临死前力荐周作人出任。

1941年1月，周作人升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兼伪教育总署督办，又兼任“剿共”委员会委员、新民总会委员。4月，周作人以督办身份出访日本。同年10月，周作人兼任伪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又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委员。11月，周作人去苏北视察治安强化运动，为确立日伪治安效力。

1942年4月，周作人出任伪北平图书馆馆长。5月，为庆祝伪“满洲帝国”十周年纪念，周作人随同汪精卫赴满访问，在新京（今长春），周作人同汪精卫拜会伪满洲国傀儡政府主席溥仪。 同月，周作人前往南京庆祝汪精卫六十大寿。9月，伪华北作家协会成立，周作人任评议会主席。12月，周作人出任伪华北中华民国新民青少年团中央统监部副统监，并以副统监身份穿着日本式军装，戴着日本式帽子，陪同正统监王揖唐一起主持检阅了在北平天安门的所谓“青少年团”训练的分列式。

1943年2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改组，周作人被排挤，卸去伪常务委员及伪教育总署督办之职，改任普通委员。6月，周作人被日伪任命为伪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协助日本侵略者调查研究华北资源和乡村出产。

1944年5月，周作人兼任伪《华北新报》理事及伪报道协会理事，发行有利敌伪之宣传报纸。同年12月，周作人兼任伪中日文化协会华北分会理事长，实施沟通中日文化。另外，周作人还曾任安清道义总会顾问。一直到日本投降，伪组织解体为止。

一篇文章的风波

1943年秋，日本为统制亚洲文化， 在东京举行了所谓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会上，日本文学报国会代表片冈铁兵提出“扫荡中国老作家”，攻击一名中国老作家以“消极的反动思想之表现与动作对于诸君及吾人之思想表示敌对”，“为大东亚建设思想之敌人”。这个“中国老作家”当时虽未指名道姓，但其后证明指的是周作人。

原因是周作人在1942年5月在南京中央大学做演讲《中国的思想问题》，提出了中国国民固有中心思想，乃是以孔孟为代表、禹稷为模范的儒家思想。因文章不合于日本侵略者“为大东亚解放而斗争”的思想，遭到了日本御用文人片冈铁兵的斥责。这件事在抗战胜利后成为周作人受审时为自己辩护的主要依据。

监禁于老虎桥监狱

1945年8月14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12月,周作人在北平以汉奸罪名被逮捕，并押解南京受审，监禁于老虎桥监狱。他的朋友、学生纷纷为他开脱求情，俞平伯还给在美国办外交的胡适写了封长信，请求胡适为周说情。

1946年6月17日，检察官以汉奸罪对周作人提起公诉。

1946年11月16日，当时的国民政府高等法院以“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周作人有期徒刑14年，褫夺公权10年，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需生活费外，一律没收。周作人在受审时，亲笔写了自白书，对自己做汉奸的事情供认不讳，但他一再上书法院为自己辩解，说他是奉前北大蒋校长之命留校保管校产的，最初准备卖文为生，后因环境恶劣，在家遇刺，大受威胁，加上汤尔和的怂恿，才被迫出任伪职的，周作人说他参加伪组织的动机完全在于维护教育，抵抗奴化，并不是羡慕做官，还说他历任伪职并非特意钻营，都是他人强迫的。周作人还说，他在任伪职期间，忍辱冒死，虚与委蛇，保全了北大等校的图书仪器，使北大文化机关各种设备有增无减。周作人的辩护律师是他的同学王龙。王龙写了《知堂之狱》一文，力陈其冤。

1947年12月19日，当时的最高法院对周作人汉奸一案进行了复判，改判其有期徒刑十年。周作人被关押在南京的老虎桥监狱。

一直到1949年1月，周作人才被保释出来，结束了铁窗生涯。搬回北京八道湾的老房子，专心翻译和写作，以稿费维持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