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人经商绝对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大课题。在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农耕社会虽然也把商业视为末流，但文化人并未像后来那样热心仕途。在大动乱大变革的春秋战国时代，思想文化界百家争鸣，涌现了很多诸如范蠡这样亦文亦商的代表人物。

近代以来，以清末状元张謇为代表的一批文化人，掀起的实业救国的浪潮，从另一个角度启蒙了国人：欲求国富，先必兴商。

不过，文化人的专长本不在商业，他们弃文经商，多半有个人因素或时代因素的影响。张謇如是，当代如张贤亮、沈浩波等一批文人，亦复如是。

无论是为了救国，还是顺应文化产业发展的大流，文化人的文商两栖，既不需引以为怪、大加挞伐，也不必策动鼓呼、推而广之。毕竟，文化界和商业界分属两界，并不是每个文化人都能在商海纵横遨游，再则，文化人也有自己的社会职责，即便他们不能创造物质财富，还可以为我们建设精神家园。

王震

范蠡：

功成身退的“商圣”

在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灭吴称霸的故事里，范蠡无疑是一个异常关键的人物。

范蠡最为后世所称道有两点，一是功成名就之后激流勇退。另一则是，范蠡退隐后改名换姓，泛舟于五湖之中，遨游于七十二峰之间。期间三次经商成巨富，三散家财，自号“陶朱公”。

后人尊范蠡为“商圣”，不仅因为其勤勉行商、生财有道，更在于其不为名利所累、为富且仁，他精彩离奇的一生，既让自己名垂青史，更为后来商人立下道德典范。

子贡：

“取财有道”的儒商先祖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子贡被列在了汉代以前富商排行榜的第二位，紧随被民间供为“财神”的“陶朱公”之后。

而我们所熟知的那个子贡，则来自于儒家经典《论语》。这位深受孔子器重，同时被后世儒生尊崇的大儒，竟也是经商的行家里手。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家累千金”，意思是说，子贡依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贱买贵卖从中获利，以成巨富。

可以想见，孔子周游列国，多少得益于他有这么一位阔绰的学生。

《论语》虽无子贡经商的具体记载，但通过考察其他文献，可以约略发现，子贡是把儒家思想中的一些精华运用到商业行为上去了，所以才能取得巨大的成功。

张謇：

民族纺织工业的奠基人

张謇是清末状元，但他并没有像传统读书人那样，沿着仕宦的道路一直向前。他先后在清廷和民国政府任职，后因目睹列强入侵，国事日非，毅然弃官，走上实业救国之路。

张謇从商最重要的贡献，是为民族纺织工业奠定了基础，由他创办的“大生纱厂”，从1895年底开始筹办到1899年4月投入生产，“首尾五载，阅月四十有四”。

张謇在内心并没有彻底接受商人的身份，他还有儒家传统所赋予他的清高。但因为时局的逼迫和实业救国的需要，他终究还是不得不作出种种妥协。终于，在投产后的第二年，大生纱厂得纯利5万两；第三年得纯利10万两；到1908年累计纯利达到190多万两。

现在可能已经很难想象，一个封建时代的状元，是如何放下文人的自尊，转而投身商业的。在张謇身上，晚清文人的爱国情怀一览无余。

沈浩波：

从诗人到最大民营书商

作为一名诗人，沈浩波创业的初衷仅仅是为了“赚钱养活自己，然后写诗。”在成功运作春树的《北京娃娃》之前，沈浩波的出版事业几临绝境。而随着《北京娃娃》的成功，这种以新闻效应拉动销售的“媒体先行”操作模式，一直沿用至今。

2005年，他的磨铁图书有限公司成为民营出版业从风险投资公司融资最多的企业。

虽然是目前中国最大的大众类民营图书公司，但在沈浩波的心中，未来的磨铁是一个文化小镇，而非王国。

张贤亮：

首个开宝马的作家

曾经以捡到一个烟头为“最大幸福”的张贤亮，后来成为“伤痕文学”的领军者，并在57岁时由创作向创业转变，步入企业家的另一段人生。

他用78万元人民币的外文版税，作为创业的贷款抵押金，成立了宁夏华夏西部影视城有限公司。在没获得一分赞助的情况下，张贤亮开始“大卖荒凉”，并且“越卖越好”。随着许多著名电影人纷纷来此取景，镇北堡的“荒凉资源”成为财富资源。镇北堡不但成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一个标志性所在，也为我国加强文化产业建设和西部大开发提供了另一类成功范例。

在作家下海尚被称作不雅的上世纪90年代，张贤亮即被罩上“中国作家首富”的称谓，据说他也是中国第一个开上宝马车的作家。在当时，张贤亮面临最多的质疑就是“文人经商”，但他从来不认为这是一件“丢脸”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