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淮大地，素以物阜民丰，人杰地灵而著称。文化积淀非常深厚的桐城，尤其如此，著名诗人方令孺就诞生在这块风水宝地。 而方令孺关心文坛朋友的往事更是感人至深。

没有媚骨的文化“高官”

方令孺，1896年出生于书香门第的方家，先祖是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桐城派散文大家方苞老先生，她是方老先生的曾孙女。

1923年，27岁的方令孺，在大学毕业后前往美国留学，先后就读华盛顿州立大学和威斯康辛大学，专攻西洋戏剧。在这个移民的国家，她沐浴了6年的美风西雨，于1929年学成归国。在许多大学任教。由于勤奋和努力，她成为了复旦大学的著名教授；由于聪慧和执着，她成为了著名的诗人和教育家，是“新月”派才女。1958年，方令孺教授被任命为浙江省文联主席和党组成员。

方令孺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同时又是一位没有丝毫奴颜媚骨的“高官”，但是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善良坦率正直始终是她的为人之道，给朋友们无微不至的关怀。

给巴金的是温暖

巴金很早就熟知方令孺先生，但是两人密切的交往都是建国后的事情。

人们常说：“文如其人”。巴金就是通过方先生的作品——散文集《信》来认识她的。从她的作品中，巴金感到她是：“一位善良的女诗人在吐露她的胸怀”。抗日战争时期，方先生所在的复旦大学迁移到重庆北碚的夏坎，巴金在好友靳以教授的家里看见了久闻大名的方先生，通过交谈，巴金感到“她是一个容易接近的知识分子”。

建国后，随着交往的增多和组团的访问，以及频繁的政治运动中的言行，巴金深切地感受到了：“我当时仿佛在冬天早晨晒太阳心里暖和，无忧无虑，无拘无束，我感到轻松而舒适；我又像在一位和睦家庭中的长姐面前，可以随心谈话，用不着戒备”。在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年代，巴金找到了一位十分善良的大姐，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互相走访，巴金和夫人萧珊又尊称方令孺先生为“九姑”。（因她在家中排行第九，一般熟人都亲切地称她为“九姑”。）方令孺先生在那个年代带给巴金和家人的是“温暖”，她永远活在巴金的心灵之中。

给靳以的是关怀

方令孺和靳以同是复旦大学的知名教授，友谊非常深厚。

1938年，方令孺和靳以在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任教时相识，在长期的交往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了好友和诤友。

建国后，方令孺留在复旦大学任教，靳以则调往上海作协工作。方令孺经常从江湾的复旦校园前往市区的作协看望靳以，“总愿把自己心里的话倒出来”；不久，她调往杭州主持浙江省文联的工作，特殊历史时期，她“很苦恼”，“很孤寂”，常常写信给靳以，向他倾诉心事，并送去关怀；同样靳以也常常写信给方令儒：“你的信使我热泪满眶……我要丢开生活过的五十岁，从一岁开始”。

1959年，靳以突然病逝，这对方令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她带着悲恸的心情，从杭州火速赶到上海，在靳以遗体旁，她为诤友的逝去，大哭了一场；回到杭州，又满怀深情地写了一篇《青春常在》的悼文，寄托她的哀思。她在文中这样写道： “靳以同志，正如你自己说的‘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我将在你的光辉的热情洋溢的新时代赞歌中，得到鼓舞，继续你的事业，鞭策自己不断前进”。方先生送给靳以先生更多的是政治上的关怀。

给丁玲的是敬重和救助

著名作家丁玲，连毛泽东主席都称赞道：“昔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但是她一生坎坷，命运多舛，饱受磨难，就连她的丈夫陈明也受株连，难怪陈明经常说道：“我见人低三分！”

特殊时期，对丁玲这样一个重量级人物，人们避之唯恐不及，哪个还敢惹祸上身，主动前去救助呢？丁玲在她晚年的时候，回忆道：“我忘记不了一个人：方令孺。她在我困难的时候，主动地来找我，表示愿意帮忙。我当时不敢相信她，她来过几次，还说：‘我实在同情你们，尊敬你们……’她真是个好人”。

给徐志摩的是真挚

方令孺与诗人徐志摩有着长期的交往，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她熟知徐志摩的为人和才华，动起笔来，笔底生辉。徐志摩飞机失事后，她悼念亡友的散文《志摩是人人的朋友》，催人泪下。她在文中这样写道：“那时候，房里已浸透了青蓝的光，半轮冷月挂在带几片残叶的树枝上，一阵乌鸦飞过，一室的人都沉默了”。“读他的文章，使人想到佛经上所载的迦陵频伽共命之鸟，有彩色的羽毛，有和悦的声音，听的人没有不被他感动。现在再听不到他新颖的歌声！可是，不消灭的是他的心。藏在文章里，永远传给后人”。

如果没有长期的交往，是写不出这感人的悼念佳作的。

从方令孺与上述几位作家的交往中以及交往中所体现出来的为人之道，我们可以充分看出方令孺的品德与情怀，正如巴金所说的那样：“她是一个十分善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