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81岁老人柏玉良卖掉了房子，拿着200多万元，想找一家合适的养老院。

可眼看就要到交房的期限，柏大妈却还没能找到合适的养老院入住，她手握卖房子得来的巨款，面临着无处可去的境遇。     据《中国周刊》

81岁老人卖房想进养老院

“哪怕是一万块钱(每月)也愿意。”谈起近况，柏大妈激动起来，“可就是没有合适的地方接收我。到时候哪怕是住旅馆、睡大街，我也得搬出去给人家腾地方啊！”

柏玉良出生于战乱年代的北平，今年81岁。1947年，加入解放军，成为随军卫生员，参与了辽沈战役。

解放后，她担任法庭助理审判员。“文革”结束后，她在辽宁工作到离休。1988年第一任丈夫去世后，柏大妈开始在东北和北京之间两头跑。2003年，在老战友们的撮合下，她和一位北京局级退休老干部、比她大16岁的老赵组成了新家庭。

今年1月初，老赵去世后，她自己的养老问题也摆上了台面。尽管与老赵各有儿女，孩子们却都不在北京居住生活。

在一般人看来，柏大妈有着令人羡慕的条件：老赵去世前将房产留给了她；她与老伴儿同为国家老干部，两人每月一共能拿到近万元退休金，多年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积蓄。

忙活了一辈子，也该享受晚年生活了——抱着这种想法，她在5月初以200多万元的价格找到了房子的买家，打算去找家养老院“舒舒服服度过余生”。

“但谁曾想，住个养老院有那么复杂呢。”说到这儿，她一拍大腿，眼泪掉了下来。

老人陷入有钱没“人”困境

“条件称心的进不去，愿意接收的我又不满意。”柏大妈总结当时的心态。

首先被考虑的目标，是楼下的社区养老院。

前去询问，却被泼了一盆冷水——来晚了，这家养老院早就满员了。

很快，社区又帮柏大妈联系了一家附近的民营养老院。

但亲自考察一番后，柏大妈却有些不太满意。

这家养老院藏在一条小胡同里。可供活动的场地很局促，楼房低矮老旧。一些不能自理的老人的居住区与自理居住区时不时传来几声喊叫和呻吟。

“看着心里憋得慌。”绕了一圈之后，柏大妈扭头就走了。

经朋友推荐，柏大妈又探访了西城区一家公立养老院，并且对各项条件都非常满意。尽管床位已满，并且光是登记排号的就有150多人，但她还是想先报个名。

工作人员询问了“能否自理”等常规问题后，要求柏大妈的监护人写意向书——监护人须为子女亲属，北京户口，50岁以下，并长期居住在北京。

柏大妈一下傻眼了，子女长期不在身边，而北京已经没有沾亲带故的亲属。

一个月下来，她们已经咨询或探访了26家养老院。

在北京四百多家养老院里，监护人制度是一个硬性标准。“挑来挑去，最后都白忙活了。”

“还挑啥呢，有落脚的就不错了”

柏大妈并不知情的是，在一些“行业知情人士”眼中，“监护人”根本就算不上是问题。

6月中旬的一个周六，记者来到一家拒绝过柏大妈的公办养老院，以老人亲属的身份咨询情况。

当记者说明了老人“没有监护人”的特殊情况后，却得到了出乎意料的回答。

“这个好解决。”门卫笑了笑，“我们院前面就有一家中保公司，花点钱找他们做‘间接监护人’就行了。”他随后告知，具体的操作手段，最好去找院长“咨询咨询”。门卫热情地提着醒，“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

6月下旬，愁眉不展的柏大妈在“考察”一家民营养老院的时候，受到了热情的款待。在交谈结束后，临行前她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您这儿要不要求必须有监护人？”对方的回答令她喜出望外——只要您愿意入住，监护人的年龄在70岁以下就可以，亲属的身份问题，可以“灵活操作”。

虽然这家养老院在五环外，相对偏远，交通不太方便，但这是唯一一家明确表示可以接收她的养老院。这段日子，心力交瘁的老人已经等不起了，她决定过些日子就搬过去。

“还挑什么呢？有个落脚的地方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