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5日，13点42分，《收获》杂志执行总编程永新，发微博说，“今天出版的《文学报》刊登了柯棣祖的文章《如此狂抄，枉获鲁奖》，文章指出：获得2010年鲁迅文学奖的所谓文学评论专著《童年再现与儿童文学重构》，居然是一部七拼八凑的抄袭之作。（7月9日《新京报》）

记得上一次鲁迅文学奖之所以能够红透媒体，并不是出了一部思想高深、惊世骇俗的作品，而是羊羔体横空出世，让人多了一个调侃的话题。

而所谓文学评论专著《童年再现与儿童文学重构》，全书33万字之中竟有70%也即23万字是抄来的，即便作者谭旭东否认抄袭，称只是串联他人观点，但按照标准也属于过度引用无疑。堂而皇之地将庄严的文学奖颁给这样一部过度引用的作品，一条微博的确是揭了他们的家丑。

如果给这接二连三事件找一个原因，合乎情理的答案或许是，没有丑闻的地方，哪里会有关注的流量？揭出权威的丑来，才会点到公众的兴奋点。

当然对于这起事件，评委们还有更为冠冕堂皇的理由，据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类的终评评委吴义勤表示，“多年来，鲁奖从未颁给儿童文学理论作品，评委们看重谭旭东这部儿童文学理论作品，多少含有这个因素”。或许出于扶持儿童文学评论的缘故，对于评奖上有所倾斜，这个理由也能站得住脚。但如此倾斜颁奖，总让人嗅出不是那么融洽的味道来，并且遥想当年，2007年的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最令舆论质疑的是“评委获奖”。据媒体报道，担任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评委的雷达、李敬泽、何建明和洪治纲等人，同时成为该届鲁迅文学奖的获奖者。这是否是一种扶持的传统呢？显然扶持论难以让人信服。

更为根本的是，中国作协是享受国家财政拨款的正部级单位，鲁迅文学奖等也享有专项拨款。由此一来，既然“鲁奖”花的是纳税人的钱，纳税人当然有权监督评奖的公正性。或许正是监督的缺位致使鲁奖成为内部人的盛宴，与大众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