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类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并没有给农民带来明显好处，物价上涨的主要受益人是中间商。”“应尽早放弃用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对冲外汇占款的非市场调控方式”……

5月21日，合肥屯溪路306号，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长、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迎秋受邀为省经信委的官员们带来了一场《宏观经济走势与实体经济发展》的讲座。作为主管我省工业经济的部门，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规律显得尤其重要。而作为国内研究宏观经济运行、经济发展领域的著名经济学家，刘迎秋的观点或许能带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启发。

宏观走势：经济发展存下行因素

“从目前经济走势来看，面临着不少的矛盾和问题。”在谈到当前经济走势时，刘迎秋用一组数据来说明：一季度GDP同比增长8.1%，较上一季度大幅回落0.8个百分点，是连续第五个季度下滑，创下了近10年来除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外的季度新低，并有进一步下滑逼近上期低点的可能。

同时，他指出，分析CPI的数据可知道，物价指数持续下降并未解决突出的结构性矛盾。4月，食品类价格涨幅仍高达8%。其中，肉禽及其制品、水产品和鲜菜类价格涨幅都超过了10%。

此外，货币供给增长率持续偏低，必然导致流动性不足。进出口增速大幅度下降，外汇储备仍然明显偏多，再加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地方和民间投资明显不足等多重因素让经济发展存在下行因素。

货币政策：须大幅度下降存准金率

在谈到具体货币政策时，刘迎秋认为，用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办法对冲外汇储备过快增长形成的人民币占款，造成了流动性在总量上并未减少的假象，实际上却带来了流动性偏紧的结果，进而推高了人民币贷款成本，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持续下降，影响了实体经济的正常发展。

他分析道，央行虽然已于2011年11月30日、今年2月18日、5月 18日先后三次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但仍高达20%。这么高的存款准备金率，在大多数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是少见的。过高的存款准备金率必然导致过紧的市场流动性，表现为过低的货币供给增长率。尽管有所谓通过外汇储备占款对冲机制形成的货币投放，但其投放渠道和机制与正常的商业银行贷款形成的货币投放渠道和机制根本不同，投放效果也完全不一样，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

因此刘迎秋建议，要在目前三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基础上，进一步大幅度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早下调比晚下调好，较大幅度下调比“细水长流”式的缓慢微调好。

物价水平：流通环节体制不合理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柴米油盐的价格最令他们关心。刘迎秋在分析当前物价水平时指出，一季度CPI涨幅降至3.8%，4月份进一步降至3.4%，物价上涨势头得到控制。但是，食品类价格涨幅依然较大，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尽管此间食品类价格涨幅同比回落近3个百分点，但仍高达8%。其中，肉禽及其制品、水产品和鲜菜类价格涨幅都超过了10%，鲜菜类价格同比上涨16.3%。

为什么这样？刘迎秋认为问题的症结还是出在不合理的流通体制和农副产品生产体制上。“食品类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并没有给农民带来明显好处，物价上涨的主要受益人是中间商。流通环节的各种加价与收费是食品类上游产品销售价格大幅度上涨的主要原因。”

民营企业：政策上要给予更多支持

“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中预算内资金占当季财政支出的比重为10.6%，科技支出仅占2.6%，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及其长远发展能力的提升很难从积极的财政政策操作中得到应有的支持。”刘迎秋认为，从国家这个层面来讲，对民营企业的发展进行指导、引导，在政策上要给予它们支持。

比如，要大力发展村镇银行、股份合作银行和其他形式的民办小微商业银行。通过发展这类小微商业银行，破解“熟人社会”背景下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难题，并由此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货币政策正向传导效率。

他还建议放弃国有银行参股中小村镇、股份和民办等小微商业银行的政策，将此类商业银行视同其他企业，依法平等保护和公平管控，加强指导，促其发展，以此支持中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的发展。

此外，刘迎秋认为要对现行税制和税收结构进行分类，通过实行减税与减费并举的方针，实质性降低中小微企业税收负担。

专家档案

刘迎秋，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博导、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是一位在宏观经济运行、经济发展和期货交易等理论领域建树较多的著名经济学家。

犀利观点

1、用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办法对冲外汇储备过快增长形成的人民币占款，造成了流动性在总量上并未减少的假象，实际上却带来了流动性偏紧的结果，进而推高了人民币贷款成本，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持续下降，影响了实体经济的正常发展。

2、尽管一季度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速回落了18.4个百分点，其实际增长还是高达14.7%，仍明显高于GDP增长。而高达53.3%的非税收收入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积极财政政策实际上的“不积极”。

3、商品房限购政策，意在打击房地产投机，平抑过高的住房价格。虽然在客观上起到了压制上下游产业发展及其投资的效应，但不能对其影响估计过高。因为，到目前为止我国还不是一个单纯以房地产业为支柱的国民经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