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先秦时代开始，孔子以及儒学就一直被许多指责给包围。说孔子愚民，在诸子里面事实上只有孔子提出了应该教化民众；说董仲舒致使汉武帝“独尊儒术，废黜百家”导致中国“万马齐喑”，可谁知道汉武帝只不过心不甘情不愿地承认既成事实罢了，在之前儒学已经成了精英人群的不二选择？说儒学鼓吹专制集权，可中国哪代帝王不是奉行“外儒内法”？

现今，儒学再次走近人们的身边，各种复归传统的形式成为最火热的关键词。而与儒学沾一点边的无名小辈，也因此而爆红。我们不得不说，复古儒学，也要谨防伪劣。

现象之1： 一部《论语》，成就于丹？

2006年10月之前，于丹是谁？没有多少人关心。

可那年的黄金周，一个在影视学教师职业生涯中，似乎从未与孔子研究发生过任何关系的一介女子，堂而皇之地在央视百家讲坛上解说《论语》，接连7天。

7天后，一场《论语》热被果断掀起，而解说人的讲稿，甚至所有沾上《论语》字样的书籍，都在各大书店畅销起来。

一时间，有人褒之，有人贬损。

爱古人的，拿弱女子开刀，比如徐晋如等10个博士生和硕士生：他们在网上公布了“讨于丹檄文”， 题目是“中大博士生发起呼吁媒体应有良知不该炒作于丹”。其实最早刊登是徐晋如自己的博客“晋如语类”，很多知名网站予以转载。放弱女子一马的，拿古人开涮，比如黎鸣，把论语和孔子批斗得一无是处。

无论如何，在对《论语》的解释上，于丹演讲所获得的广泛而热烈的反应表明，她重新发现了那个万世师表的孔子，并且在人们心中唤醒了他。当然，于丹对《论语》的解读并非尽善尽美，她毕竟不是古典文献专家，也不是思维缜密的学者。

现象之2：一个辣妹，重振国学？

也许还有很多人记得，当年有一组照片在网上各大论坛迅速流传，一名穿着暴露，打扮妖冶的年轻女子在孔庙内大摆热辣造型。

这个自称“白居易53代后人”，名为“国学辣妹”的女子介绍说，“我最擅长勾引人，孔子也不例外”，同时宣称，“要以重振国学为己任”。

为了求名，居然扛着“要以重振国学为己任”的旗号，打起了“勾引孔子”的主意，只能说明炒作手段已经黔驴技穷。

孔子易被美色诱惑吗？这个说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老先生，且看在论语记载的《子见南子》的故事中的表现：南子是卫灵公的宠姬，孔子为了推销他的治国安邦之道，就走夫人路线，拜会南子。这个风流成性的南子，在孔老夫子面前，端庄守礼得很，在帘子里面向孔子跪拜。想来也是为孔子的正气所慑服，不敢乱来。

成名并不容易，何苦拿儒学来说事呢？

现象之3：穿上西装，商业儒学？

几年前，南昌市某服装公司为促销，用孔子和老子画像当起“时装模特”，宣传画上，孔子和老子被穿上西装，打上领带。市民纷纷指责，认为此举有违商业道德。

穿了西装的孔子、老子，洋气十足，非但未见得诠释了中国何种文化，倒映照出了奸商出位的“假洋鬼子”的“崇洋媚外”的心态：“国服”尚未弘扬，西引的“舶来品”却堂而皇之成谋财招牌；本土文化内涵尚未得以挖掘，文化精髓尚未得到传扬。

而另一个在网络上火爆流传的视频《孔子秘密档案》，片中将孔子狠狠地恶搞了一番：在现代社会，孔子是不断碰壁的广播员。将孔子的四大弟子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恶搞成了四个小混混。在大鲁新村，他遭人利用，用言语杀人，忏悔之后反被逐出新村；在大卫新村，他朗诵的情诗被大众吹捧，但他的个人生活却逐渐变成了一场商业作秀……最终，孔子逃离广播站，以不合作的态度应对这个功利的世界。

这个足以表明，人心的浮躁，缺乏信仰，没有了做学问的心思，所以动不动就恶搞一个历史文化名人。

现象之4：身着清服，只是演戏？

杭州紫阳小学学生穿着清代服装搞了个入学仪式，学校称此举是为了让学生了解学校悠久的历史，而紫阳书院建于清朝康熙年间，所以要穿清朝的衣服。

了解紫阳书院的历史对于紫阳小学的学生或不失为有意义的一课，但不能把紫阳小学的历史等同于紫阳书院的历史。

“复古”与“演戏”如影随形，如读书必须焚香，读《三字经》必须宽袍大袖；还有这个祭孔大典那个祭黄陵大典。演戏式的“复古”唤不起人们对传统的尊重，尊重只体现在脸上，而人人心里跟明镜似的——这是在“做戏”。

现象之5：学术造假，道德缺失？

2009年12月19日，国际学术期刊《晶体学报》官方网站发表社论，认为井冈山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讲师钟华和工学院讲师刘涛从2006年到2008年在这一刊物发表的70篇论文存在造假现象，并作出一次性撤销的决定。

获知两名教师涉嫌学术造假的消息后，井冈山大学立即对两名当事人予以停职调查，并成立调查组展开调查。

这不是个案，且在这几年有愈演愈烈之势。打假斗士方舟子也因为此，成为名人。

有人说，他们“就是奔钱和名去的”。倘若没有学校高额的奖励制度的存在，学术造假行为或许不至于如此疯狂。

学术造假浪费了国家科研经费，还败坏了高校严谨的学术科研风气。方舟子说，现在高校“研而优则仕”，行政化趋向明显。发表论文多，就代表学术成就大，自然得到奖励多，职称晋升快，提拔重用的机会大。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高校教师不惜铤而走险，弄虚作假现象层出不穷，由此还衍生出购买者-中介-枪手-出版机构等一条龙的“产业链”。

如果信仰和道德缺失，儒学又能何为？

解读

误解千年的儒家名句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意思就是“刑不尊大夫，礼不卑庶人 ”，不会因为大夫之尊，就可以免除刑罚，也不会因为庶人社会地位低，就将他们排除于文明社会之外。

为什么说士大夫不可不恪守节操？因为士大夫是有社会地位、有身份的人，万一犯法，被法制裁了，就是极大耻辱，是很丢人的，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做为士大夫，更要恪守节操，谨遵法度。所以《明史·刑法志》有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以励廉耻也。”古时候刑不尊大夫，大夫犯法与民同罪，是所以用来激励人民保持廉耻之心的。

“礼不下庶人”，即“礼不卑庶人”，不因为庶人的社会地位卑下，就把他们排斥在外。这正是儒家“有教无类”“以礼化民”之教化思想的具体体现！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正确的句读应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就是说，民众的知识与素质达到一定程度了，就要给他们足够的自由权力去做他们想做的事，如果民众的知识与素质还比较低，就“知之”，教育他们，通过教育来提高他们的认识与素质。这也正是儒家“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思想的现实实践。

存天理，灭人欲

“存天理，灭人欲”，是宋代理学大师朱熹提出的，同时这也是一句饱受后人断章取义之苦的名言。

朱熹的天理人欲是什么？

“饮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

朱熹认为，自然健康而情操高尚的生活，是天之理，因为人必须要吃饭才能活下去，必须有夫妻之事才能繁衍后代，而吃饭只要健康卫生即可，一夫一妻也更利于家庭和谐。所以饮食和夫妻是天（也就是“自然”）之理。 朱玉婷 整理

启示

他山之石启示录

儒学是发源于中国的思想文化体系，但是儒学早就走向世界，已经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孔子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从空间上说，儒学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文化遗产。除了中国儒学，还有日本儒学，日本的孔子；韩国儒学，韩国的孔子……这些儒学都是文化交流的产物。

2004年是孔子诞辰2555年的大节庆，在全球范围内，对儒学的关注出现了新的局面：联合国对儒学的重视，孔子学院在亚、非、欧、美各大洲的广泛建立，国际学术研讨活动的频繁举办，许多国家对普及儒学的新举措，越来越广泛开展的尊孔读经，学术论文的新观点，都说明在全球范围内孔子热在升温。单是我们的邻国日本和韩国，对儒学的重视不是一夕而成的。 张亚琴

日本

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记载，应神天皇15年(公元405年)百济博士王仁应邀到达日本，带去10卷《论语》和一卷《千字文》。这是中国儒学传入日本的最早记录。

进入7世纪，儒学在日本进一步传播，并开始浸入社会意识形态领域。摄政的圣德太子603年制定“冠位十二阶”，用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礼、小礼、大信、小信、大义、小义、大智、小智来表示官吏等级的高低；次年，颁布作为各级官吏道德训诫的《十七条宪法》，以儒教伦理作为指导思想。

不仅如此，日本天皇年号也与中国儒家文化同出一辙。根据我国学者统计，自645年孝德天皇使用“大化”年号以来，日本天皇年号的总数为247个，约出自中国106部典籍。在这106部典籍中，儒家典籍就有《尚书》、《诗经》、《周易》、《礼记》、《孝经》、《周礼》、《孟子》、《论语》、《春秋左氏传》等。

江户时代(1603年～1867年)，儒学受到异常推崇，达到儒学的极盛时代。一方面，它已显示出独特的社会功效；另一方面，统治者将其变成统治者的御用工具。在君臣关系上，表现为臣民对天皇与将军的绝对服从与忠诚；在士农工商的关系上，表现为四民的界限分明，等级森严，不能越雷池一步。实际统治日本长达260多年的德川家族，为维护统治，将儒学提高至法律的高度。

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全面接受欧美文化，儒学受到空前冲击，认为儒学“‘趋于词章记诵之末，陷于空理虚谈之途’，是只顾拼命死记的无用的学问”。涩泽荣一(1840年～1931年)是将儒家伦理纳入经济增长过程的第一人，他把道德与经济、义与利、“士魂” (武士道精神)与“商才”(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统一起来，从而转变了以往贱商的“义利”观。

韩国

关于儒教何时传入朝鲜半岛的问题，众说不一。一般韩国学者认为，卫满朝鲜（公元前190~108年），汉四郡时代，汉朝的文物典章制度与学术思想等，已被移植和输入朝鲜半岛，能通中国古典的人已不少。更有学者指出，据中国史籍《魏略》记载，战国末燕昭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83年）时，朝鲜侯王与燕国已有交往。“据当时汉字的传来，可推测汉字中所包含的儒教思想亦被传入、习得”。

至三国时代，儒教思想和中国典章制度都已有较大较明显的影响。高句丽在小林兽王二年（公元372年）时正式建立“太学”，以教授儒教经典的“五经”（《诗》《书》《易》《礼》《春秋》）为主，同时以《周礼》为依据，仿效中国法制，制定各种律令与社会统治体制。

新罗统一三国后，进一步加强与唐朝的交流，引进唐朝的文化制度。神文王二年（公元682年）正式成立“国学”，教授儒教经典，以《论语》、《孝经》为最基本的教材。同时，新罗还派遣大量留学生、留学僧人唐求学，涌现出不少杰出的学者、高僧，如《桂苑笔耕集》的作者崔致远，《往五天竺国传》的作者慧超等，都是名闻中韩的大学者。

高丽朝后期，随着程、朱性理学的传入，儒教在韩国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丽末恭愍王十六年（公元1367年）建立“成均馆”，任命当时一批著名儒者，如李穡、郑梦周等讲授讨论朱子学。

一般韩国人，都不承认他们信仰儒教。可是在很多的生活表达上，却具有儒家色彩。在社会主活中，反映出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长幼之间的关系、男女之间的关系和朋友之间的关系。忠孝思想仍然是教育儿童的基本道德。

至今大多数的韩国家庭中男子、父亲仍居于中心的地位，婚姻也仍以父母之命为主。许多家庭也还严格遵守为父母守丧三年的制度，长子在三年丧期内每天晨昏都必需到父母灵前焚香泣哀，而在每年的忌日，则更要到坟前隆重祭奠，以示追念。家庭中，妇女要侍奉公婆，相夫帮子，恪守妇道。

韩国的成均馆相当于中国的阙里孔庙，是儒教命脉延续的象征。在韩国的成均馆内，不仅供奉着孔圣十哲和中、韩两国的历代儒家著名圣贤，而且至今完整地保存着李朝以来的春秋两季释奠礼。

成均馆大学把儒学规定为全校学生的基本教养科目之一。每个进入成均馆大学的学生，不论你学的是什么专业学科，在一、二年级内都必需修满3~4个学分的儒学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