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明的际遇，我们不能离开城市，又无法回到故乡。

在《抵达之谜》中，英籍印裔作家奈保尔表达了一种无处皈依的尴尬处境：异乡人不仅仅在抵达之地找不到出路，回过头还发现来时的迷舟也不见了。抵达之时，亦即迷失之际。对于奈保尔自身来说，因移民产生的文化冲突感衍生了心灵上的漂泊感。但文本的更深层指向，显然是对现代文明的讽喻。加拿大记者道格·桑德斯在《落脚城市》中，便从具象的视角表达了现代文明的这种际遇——我们不能离开城市，又无法回到故乡。

按桑德斯的说法，在本世纪，全球大概有1/3的人口彻底从乡间移入城市，从马里兰州到深圳，从洛杉矶到奈洛比，从里约的贫民窟到孟买的贫陋社区，潮水般地涌入。这必然产生大量的“落脚城市”。

城市化是最好的吗？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欧美的城市化确实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人口流动的新动向。而中国的情况则有不同，因为进城务工的人在老家大多有土地，中国的城市化，预留了退路。正因退路存在，在这个剧烈变动时代，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

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城市”一定让生活更美好。蚁族的出现，标志着白领阶层的破产。全球化把中国拖入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又把广大乡镇人口拉进城市。他们抵达城市，却又无法真正在城市扎根；他们想离开城市，却又无法回到故乡，“故乡太小，放不下理想”。那么，为什么故乡太小？过去的广阔天地，今天怎么就不能大展宏图呢？通过“去市场的市场化”，即扬弃西方的城市中心主义，从本土的具体语境出发，重返“城乡互助”的模式，破除“城乡对立”这个现代性痼疾。当然，这需要有序引导。

如何解决落脚城市的问题，关键还在城市如何落脚。如果仅仅是奉城市中心主义为圭臬，即便政府为移民（外来务工人员）赋予本地户口，让他们有机会持有房产、获得教育、享有交通自由与良好的治安，也只能是少数外来人融入当地社会，大多数外来人口还是会在优胜劣汰的夹缝中艰难地生存，进退失据。那么城市如何落脚？梁漱溟先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指出，乡土社会的伦理，才是中国人真正的秩序。考量先贤之言，这也许就是问题的路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