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正在向社会征求意见的《广州市拾遗物品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定》）提出：对无主的拾获财物，政府有关部门对其进行拍卖后将拍卖款的10%奖励给拾遗者；对有主失物，失主领回时，可自愿按遗失物价值10%的金额奖励拾金不昧者。(本报今日11版）

笔者认为，面对失物，有人会“私吞”，有人会“送还”，有人会“索酬”，也有人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角度出发“绕着走”。在上述几种选择中，“私吞”无疑是利己的，不合法也不合情理；“送还”是高尚的，是值得学习的；“索酬”是利他而为己或利他而不亏己的；而“绕着走”却是安全的。

其实这四种选择都说白了就是一种选择：为了安全。“高尚”可以惠人达己，但“高尚”有可能不“安全”：“高尚”有可能被认为是“太认真”、“小题大做”而被人不理解；“高尚”还有可能被人利用，这就增加了选择的难度。而对无主的拾获财物，政府有关部门对其进行拍卖后将拍卖款的10%奖励给拾遗者；对有主失物，失主领回时，可自愿按遗失物价值10%的金额奖励拾金不昧者，无疑是操作性更强的。

首先，法理上有依据。1986年我国通过的《民法通则》在民事权利中规定：拾得的遗失物、漂流物或者失散的动物，应当归还失主。而物权法第112条规定：“所有权人、遗失人等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遗失物的保管费等必要费用。”

其次，从人性上讲是合理的。不能忽视人性中趋利的一面，同时也要理清奉献与索取之间的关系。品格超绝的君子是有的，但更多的是普通的社会大众。我们需要建立一个良性互动机制，更需要一个使良性机制完美运行的引导机制。给拾金不昧者10%的奖励正是引导机制中的重要一环，体现了对拾金不昧者的尊重。

再次，这是从历史上汲取智慧。相传春秋时期，鲁国有一道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外国见到同胞遭遇不幸，沦落为奴隶，只要能够把这些人赎回来，就可以从国家获得一定的补偿和奖励。 孔子的学生子贡，把鲁国人从外国赎回来，但不向国家领取金钱。孔子说：子贡，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向国家领取补偿金，对你没有任何损失；但不领取补偿金一旦有了先例，鲁国就没有人再去赎回自己遭难的同胞了。可以说“打九折的拾金不昧”是对历史深刻领悟下的细化。

拾金不昧不能仅仅是善良的人们内心憧憬的一种“道德愿景”，不能仅仅交由道德去规范和调节。而用法规的形式规范，无疑增加了拾金不昧者的道德安全感和经济安全感。同时，界定了拾金不昧者和失主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有助于解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遭遇道德难题。笔者希望拾金不昧能够早日理性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