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名士篇
2012年1月16日 放大 缩小 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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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名士篇

 

民国,承接着一个朝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新时代的开启。古朴、民主、激进、混乱……在这个特殊的时代里,从辛亥革命算起,要不要过旧历年,已经被反反复复折腾过很多次。这些民国名士无论以何种方式度过新年,阖家团圆在响彻云霄的爆竹声中过一个和乐年,是每一个人的心愿……

买书

鲁迅过年有些特别

和一般人祥和、欢乐、热闹的过年方式相比,鲁迅先生的年过得就显得有些安静和另类。鲁迅过年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买书。   朱玉婷 整理

从小就攒压岁钱买书

鲁迅过年喜欢买书。在鲁迅只有十几岁的时候,他就把过年的压岁钱攒下来留着日后买书。

成年后,每逢过年,鲁迅总要买书。据《鲁迅日记》载:1913年春节,他购书60册;1915年过年,买《说文系统第一图》拓本;1925年过年,“往琉璃厂买石印《王荆公百家唐诗选》一部6本”;1933年过年,到内山书店买书8本;1934年过年,买《日本廿六圣人殉教记》和《东方学报》各一本。从鲁迅1912年去教育部任职开始,到1936年于上海逝世为止,这样的过年方式,数十年间,从未中断。

过年连放三夜鞭炮

鲁迅虽然一向将过年看得很淡,选择安安静静地过,但也有例外的时候。1933年春节,形势平和一些,年底又得来一笔及时的稿费,鲁迅很高兴,所以对过年格外珍视。为庆贺“旧历除夕”,特邀老朋友冯雪峰和自己一家人同吃年夜饭。

饭后,53岁又多病的鲁迅兴致甚高,“买花爆十余,与海婴同登屋顶燃放之”。鲁迅原本很讨厌爆竹,更不燃放。这次却带着4岁的海婴,不辞辛苦爬上四楼楼顶,一连放了十多种烟花爆竹,在他多灾多难的生涯中,实属罕见。

1934年春节。除夕,鲁迅给同在上海的三弟周建人家送去火腿和玩具;正月初一收到母亲从北京寄来的1盒糟鸡和9件玩具。年初二那天,鲁迅写了一篇《过年》,充分肯定了过年及其习俗,对人们过旧历年表现出的“格外的庆贺”,“比去年还热闹”,“比新历年还起劲”,表示了他的赞赏。他自己则是:“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

饭局

胡适除夕一天赶三场

尽管当时的国民政府曾作出摈弃旧历年的举动,坚守传统的人仍是多数。但新旧之风的犬牙交错,毕竟影响到了普通百姓,对于过节,人们有了不同的态度。有人选择奔忙赶场,有人则安静度日。 朱玉婷 整理

胡适过节赶场忙

1928年,国民党中执委提出《中央对普用新历废除旧历协助办法》,通令各级党部及民众团体废除旧历,做足了革故鼎新的姿态。

命令出台后,不仅让国民党招致舆论“摈弃中国传统文化”的指责。民间庆贺年节更是一切如故。不得已,国民政府在1934年初停止了强制废除阴历,要求“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

胡适则在除夕这天一口气赶了若干饭局。“午饭在欧美同学会,有两局:一面是孟和、孟真为袁守和饯行;一面是余上沅约梁实秋吃饭,并有今甫、一多、吴世昌、陈梦家、公超、林伯遵众人”,“晚上到美国使馆吃晚饭”。“我回家时,家中过年的客还在打牌,我打了四圈,就去睡了。他们打牌守岁,直到天明。”

梁实秋不做磕头虫儿

梁实秋在《过年》一文中曾回忆道,早在民国前一两年,家中除岁方式已然做了“维新”。“我不再奉派出去挨门磕头拜年。我从此不再是磕头虫儿。过年不再做年菜,而向致美斋订八道大菜及若干小菜。”他的父亲则说道:“我愿在哪一天过年就在哪一天过年,何必跟着大家起哄?”

而梁实秋的清华同学吴宓也选择了安安静静过年,把除夕当做“充电”的好时机。1915年2月13日,吴宓在日记中写道:“是日阴历除夕,校中放假。餐后,携仲侯游于琉璃厂各书肆。坐阅至晚,购杂志数种而归。”

忧国

梁漱溟绝不娱乐的奔波年

在众多的国人中,梁漱溟的过年方式可谓特别,据说,他过年期间绝不看戏,甚至不许他的家人去看。这个长期在农村生活、体会过农民苦楚的鸿儒认为,看一场戏就花去几块钱,实在是一种罪恶。他选择的除岁方式,通常是奔波劳碌。

1936年除夕,北平的戏楼热闹非凡时,梁漱溟正在赴广州作讲演的途中。路经上海,他造访了著名军事家蒋百里,“承留午饭,盘桓颇久,谈话甚多。”

话题主要围绕着当下的紧迫时局。梁漱溟后来回忆道:“蒋先生素来熟习日本情况,而各方情报又很灵通,对我首先指出日本大举入侵我国将不在远。他说,中国人固是大难临头有不待言,而最后失败却将是惹是生非的日本人自己。”

一语成谶。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梁漱溟的务实,于此后数年的春节中,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张亚琴 整理

捐赠

冰心10元压岁钱捐给义军

与大部分孩子相比,冰心的压岁钱用得有些“惊天地”,像个“小大人”。辛亥革命那年,冰心在烟台筹办海军军校的父亲谢葆璋受诬辞官,全家迁回福州老家,途经上海时,从报上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民众们奔走相告,呼吁捐款劳军,11岁的冰心慷慨地把自己攒下的10元压岁钱送到申报馆,捐给起义军。

10元压岁钱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不仅因为起义军首领黎元洪是冰心父亲在水师学堂的同班同学,关键时刻手足相助,而且经历过甲午海战的父亲告诉她,美丽的威海卫、大连湾、青岛都让外国列强占领了,只有烟台是我们的,使她从小具备了强国除弊的正义感。以至于多年后,那张写着“幼女谢婉莹君”字样的捐款收条,仍被她珍藏。

张亚琴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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