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五常大米最高售价可达每斤199元，但是当地稻农卖给加工企业的收购价却不足2元。记者采访得知，每斤大米的加工成本约为0.2元，加工企业通过设置不合理订单控制稻农压制收购价，以致稻农和企业获利悬殊。（本报今日12版）

面对丰收的年景，稻农也不一定能够获得相应的收入，谷贱伤农的情况也是时有发生的。农民粮食收割后到底能卖多少钱取决于两个因素：产量和粮价，最终收入是二者的乘积。因丰收而谷贱伤农的事情早在叶圣陶先生的短篇小说《多收了三五斗》里就有所反映。

而五常的农民之所以没有能够获得相应的收入，在于遭受到当地企业的联手盘剥。多数企业不是用高价格和守信用来拴住农民，而是用“非常手段”来控制住稻农与其续约，将市场风险转嫁给农户。而稻农不是不知道五常大米的销售暴利，只因缺乏法律知识，经常会落入加工企业精心设计的合同陷阱。

而作为相关管理机构，五常稻米产业管理中心（同时也是大米协会），却口口声声表示“统一行使对稻米市场的引导和管理、带领企业闯市场”，而对稻农利益只字未提。记者几次联系五常市委市政府有关主要领导，电话里均表示很忙，没时间谈这件事。并且五常市一位副乡长透露，五常年产25亿斤水稻，如果一斤稻多为稻农争取1角钱的话，每年就可为稻农增收2.5亿元。但没人愿意去做。

不过，另一个较普遍的现象是，当某地农产品滞销时，一些地方官员常常亲自出面为农户吆喝。例如，河南南丰“县官”组团帮农民吆喝卖蜜橘。重庆猪肉消费量下降近20% ，农委官员吆喝卖肉。陕西渭南各级政府组织人员四处推销芦笋。陕西延安宜川县云岩镇副镇长，在微博上替农民吆喝卖苹果。

出现这种现象，绝大多数官员是真心为民，将老百姓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这样的行为实在是难能可贵。当然，某些以农业为财政根本的地区，农产品滞销无疑给地方财政致命一击，也影响到自身的进步升迁，官员不得不出来替农民吆喝，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与此相反，五常稻谷收购价不足2元，而市场售价可达199元，其中的巨大差价被相关企业吞噬了。作为五常当地官员却视而不见，不为农民权益吆喝何故？也许，当地的财政收入有保障，自身的工资收入有保障，自身的政绩有保障，谁也不想得罪这些无视商业规则的企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甘心做“太平官”。

《汉书·食货志上》：“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地方官员不能坐在既有的成果基础上“睡大觉”。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最终吃亏的不仅是一个地方的财政收入与政绩，更事关整个国家的大局。地方官员在三农问题面前不能甘当“太平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