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他者的香港反倒比上海更上海。
在以写小说擅长的葛亮的最新电影随笔集《绘色》中,我读到的不仅是葛亮对他中意的电影的精到评论,更见出他将电影作为自我观看世界的新角度以及新背景的企图,换句话说,电影于葛亮而言,不单是一出绘声绘色的光影演出,而是经由电影重新探知生活悲喜的一种方式。在对过往光影的点滴追溯中,葛亮也完成了他自己的光阴记忆。
这种追溯,说大一点,是追溯电影作为一种时代经验的载体的浮沉嬗变,相较文字,电影或许更易通过“一种普适性的审美和价值观”来形塑个体的成长;说小一点,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葛亮正好赶上了中国电影从荒年到复苏的时期,每一部电影其实都牵连了一段个人生活,而今的事后追认既是梳理影像,亦是画出成长轨迹。
于是,我们在书中读到半岁的葛亮会莫名在谭鑫培《定军山》的图片上涂涂画画;童年观看《城南旧事》深为影片《送别》的莹澈曲调与海报上同样莹澈的孩童之眼感动;文化馆临时工木兰阿姨辗转学画与恋情无果的经历,让儿时的葛亮过早体会了人生的莫名悲喜;受电影影响甚深的他,还会巧用电影台词应对长辈……在葛亮的叙述中,电影其实不是主角,这些与电影勾连的故事无一不在讲述现实生活中普通人的悲欢辛苦,而葛亮将这些故事一一安置在黑白影像中,平添一份氤氲气氛与时光流转的暧昧情绪,于是人的情感愈加凸显,人的故事愈加鲜明。
葛亮敏感地意识到老上海文化其实多为“香港制造”,其中分明透出香港对于上海的“镜像”意识,香港人借由影像媒体的老上海叙事,构建出成分复杂的“精神还乡”,作为他者的香港反倒比上海更上海。从《胭脂扣》、《花样年华》到《阮玲玉》、《做头》乃至《长恨歌》,香港成为了“逃脱”与“末路”意象的交迭.,而最有深意的则是,上海同时经由香港制造的上海形象而二度复制,最终两者在种种强化与推演中,“内化为一种文化视野”。
文学和电影或各自表达方式不一,但在对人性的深景探勘上,两种艺术形式从来殊途同归,都在教导我们重新认识自己与这个世界更多一点。就此而言,葛亮“色取之于光影,绘之以文字”的电影随笔,倒是绘声绘色地做到了这一点。 顾文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