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新世纪初,北京师范大学为之骄傲并誉之为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那就是两位深受学界尊重的老人——钟敬文和启功,每天清晨,披着朝阳,拄着拐杖,在校园里悠然地散步、谈心……
他们几乎与世纪同龄,是北京师范大学的见证人!
北师大的两位近邻学者
钟敬文先生一生致力于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成就斐然,享誉海内外,被学界称为“民俗学之父”。同时,钟先生还是一位散文作家和诗人。郁达夫曾评价钟敬文的散文:“清朗绝俗,可以继周作人、冰心之后武。”钟老的诗词创作十分见功力,创作也颇丰。钟老生前曾深情地对其弟子们说,等到“百年”之后,能在其墓碑刻上“诗人钟敬文之墓”,斯世足矣!可见,钟先生对自己的诗词创作是多么的钟情和珍视!
一九四九年,钟敬文和在香港一大批文化界人士回到北京,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启功先生中学辍学后,发愤读书,学业大成,被认为是自学成才的楷模,一九五二年也聘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从五十年代起,他们都住在小红楼,中间隔着一栋楼,算是近邻。
钟敬文生于一九零三年。早在“五四”运动发起之时,钟敬文即在家乡广东海丰陆安师范和同学们一道上街宣传演讲,抵制日货。其时,钟敬文十六岁,血气方刚。缘于此,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每逢“五四”运动纪念日的时候,一些媒体常常会约请钟先生撰述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记得有一次,钟先生谈到“五四”时,曾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启先生是大名鼎鼎的社会名人,‘五四’的时候,适逢七八岁,对那时的印象不会太深,否则,媒体都会采访他的,我也就不会这么忙碌了。”两位老友之间,彼此情景非常熟稔。
“芜语常劳费玉笺”
我们知道,启功先生同样是享誉学界的著名学者,在历史、红楼梦研究、诗词格律、古典文献学、文物鉴定等方面,均卓有建树;其书论和书法创作,更是家喻户晓。二老学养深厚,品格高洁,都经过了历次政治和文化运动的考验,铸就了两位同事兼挚友的深情。
钟敬文先生一辈子很少以字示人。但我们阅赏钟先生的墨迹,一如先生的为人与阅历,遒劲、刚直和厚重,虽不以字闻名,却别具一格,不失为传统文人诗词和书法兼善的典范。老友之间,通达豁朗,亦庄亦谐。记得钟先生一次在和我谈到书法,自谦他不会写字,总感觉毛笔很沉时,一旁的启先生随即诙谐地对钟老说:“正因为你感觉毛笔很沉,写起字来才会笔力千钧呀!”说罢,二老会心地笑了起来。
钟先生自谦不擅长书法,故其晚年很多友人之间的贺联和赠诗,都经启老“捉刀”奉酬出去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钟先生在“祝元白(启功)先生八十寿辰”一诗中曾深情地写道:“小诗共喜吟红叶,芜语常劳费玉笺。”表达了自己诗作被启功书写的感激之情。
高尚的人格真挚的情谊
钟先生住的小红楼,之所以在北京师范大学名声很大,并非它的宽敞明亮,更多的意义在于它是一种象征和符号——因为这里曾是北京师范大学著名学者的聚居之所。据我所知,黄药眠、陆宗达、钟敬文、启功等等一大批著名学者都住在这里。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因编辑五卷本《钟敬文文集》,曾多次去钟老的家中。
钟先生的寓所在二楼。走进居室,满屋子沿着墙壁堆放的都是书籍。钟老的书房不大,除了一张旧式沙发,重重叠叠的也全是书籍。
钟先生把平生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培养弟子和做学问上。钟先生是公认的世界上最年长的在职教授,在百岁遐龄之际,仍然指导着十二名博士生和访问学者。先生的生活,节俭得不能再简单了。以往,每逢先生重要华诞,启老常常以钱作为贺礼,希望以此来改善一下老友的生活。可是,钟先生总是把启老的贺礼又悄悄地捐献了出去。启先生得知后,既感动又无奈,在后来的一次钟老寿辰中,启先生干脆叫学生上街买来了一台彩色电视机作为贺礼送给了钟老。这台电视机,就是我们在钟先生小红楼的书房里看到的唯一的一件奢侈品。
启功为钟老题写书名
二零零三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钟敬文文集》,作为国家图书奖参评书目。按规定,所有参评图书须有相关的两位专家推荐。
此时,我自然想到了钟老的挚友季羡林和启功二老。记得,启先生在推荐信中是这样写的:“钟老是我最敬重的前辈、同事和学者。他的道德文章都值得我学习。他在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化方面,成就巨大。……”启先生小钟老不足十岁,称其为前辈,足见启先生对钟老的道德文章的敬重!
启先生的书法,清雅劲拔,如林下之风,超尘拔俗。世人早有清誉。晚年的启先生,由于眼疾,很少为人写字。这并非是先生此时名声赫赫,一字千金。早年,只要是公益事业或是奖掖后学,启先生从不吝墨,可谓有求必应。我们漫步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大到学校招牌,小至教学楼、图书馆、宿舍楼,甚至学校商店、职工餐厅,等等,都有先生的手迹。我们在北京师范大学很多教师的家中,也多能看到先生的书法作品。钟老的书房里,悬挂的便是一幅启功先生祝贺钟老九十华诞的国画朱竹,显得格外喜庆和高洁!《钟敬文文集》的题签,也是启先生在眼疾严重,视力极差的情形下写成的。启先生为书名一共写了三帧,供钟老挑选。看得出,启先生对《钟敬文文集》出版的重视和对钟老的钦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