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日，安庆市宜秀区3岁女童被遗忘在校车内，窒息8小时后死亡；10月17日，阜南县一4岁小女孩失踪，后被发现在幼儿园校车内，经抢救无效死亡。下半年以来，幼儿园校车安全事故频发，屡屡刺激了公众的神经。日前，记者历时半个月，对合肥市15家幼儿园校车情况进行了暗访。结果发现城区幼儿园校车情况较好，而二环外的3家幼儿园全部存在校车超载情况，其中两家校车连标志都没有。（今日本报6、7版）

无校车标志、超员及“黑校车”等校车隐患并不是个案，由此引发的恶性事故不绝如缕。值得注意的是，事故令人痛心，但更可怕的是，事故总是以相同的情节不断上演。事实上，没有不可防范的事故，没有不可预防的风险，关键是监管乏力，监管失职。

在幼儿园中，幼儿本身不具备监管能力，这一点不需要论述。幼儿的家长同样处于弱势地位，特别是因为有子女在学校读书，差不多也就处于“人质”地位，即使家长对学校工作不太满意，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与学校翻脸的。“黑校车”千错万错，至少能运人，没有出现问题，家长就不会撕破脸皮。

由此看来，对幼儿园的监管任务，自然就应该落在行政主管部门头上。然而，由于教育机构点多面广，行政主管部门真正要实施有效监管，似乎有些力不从心，特别是有些人把校车问题当做小事，不放在心上，更摆不上议事日程，一旦出事则乱了手脚。

至于交警部门，交通监管本应该是分内之事，但在城郊接合部，警力往往难以覆盖城郊，造成对其管理上比较松散的现状。这又是一大监管盲区。

学生无法维权，家长无力维权，权力部门监管失效，这或许就是一些无良幼儿园无所顾忌地开“黑校车”的原因。

监管是一个常识问题，办任何一件事情都少不了监管。但在“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里，民众不明白应该遵守哪些规则、拥有哪些权利、负有哪些责任和义务，权力部门又往往监管失职，一旦再面对不幸父母们的悲痛，有关部门将无地自容。

本报评论员 钱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