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爷，是我老家小镇上的名人，在我的记忆里，人们似乎只知道他叫三爷，不仅早将他的名字忘了，连他的姓都忘了。三爷与我既不是同姓，又不是远亲，但我又不得不叫他三爷，因为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姓名，见面时，只得叫他三爷，别无选择。

三爷的工作单位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叫食品公司，他是县食品公司派驻老家小镇分设机构食品店负责人。说是负责人，其实食品店的正式职工就他一人。说通俗一点，他的职业就是屠夫，即杀猪的。我记事的时候，他就已年近六十了，但身体却是异常的硬朗，说起话来如同洪钟般响亮，对猪们有绝对的震摄力。

三爷生活的年代物质非常匮乏，说是食品店，除了一周宰杀一头猪外，平时也没有什么事可做。其时，洗衣用的肥皂凭票供应，照明用的煤油凭票供应，点灯用的火柴凭票供应，就连被现代科学证明是糖尿病罪魁祸首之一的红糖白糖，没有票是绝对买不到的。一个有三十多个自然村，四万多人的乡镇（当时叫人民公社），一周才宰杀一头猪销售，供求关系严重失调，普通的老百姓家只能靠自养一些家禽来解决荤菜之忧。但那时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代，只能偷偷摸摸地自养家禽。可想而知，三爷的屠夫职业在当时是多么地令人羡慕，吸引眼球。要是放在现今，受人追捧的程度，一点也不逊色于公务员。

三爷嗜酒如命，他的酒量也很大，尽管当时已是快六十的人了，但喝起酒来，从不服输，因而醉多醒少。据他的一个平时很少联系的远房亲戚说，他在家是独苗，而且是祖传三代的独苗，家里对他的溺爱程度可想而知。他十多岁时就开始跟他同样嗜酒如命的父亲学喝酒，直到有一年冬天的一个深夜里，他的父亲因喝得烂醉，半夜回家不小心将油灯打翻，等人们将大火扑灭的时候，他的父母已烧得面目全非，人们从水缸的缝隙里将他救了出来。他可能是聋哑的母亲在大火封门之时，把他藏到水缸的附近，救了他一命。这之后，成了孤儿的他，靠吃百家饭挨过了没有双亲的青少年时期。到二十出头，他随村里的几个同伴，不知跑到什么地方闯荡去了。直到建国初期，他突然回到村里，除了人变苍老之外，什么也没有带回。给县里的土改队打了几年杂后，因没有文化，被分配到县食品公司工作，因仍旧嗜酒如命，公司领导只好将他下放到远离县城的我的老家当起屠夫。

三爷酒瘾大，大到不分时间，不顾场所，都能喝几口。一天不吃饭可以，但一餐没有酒不行。没有下酒的菜，几粒花生米，就能将半斤白酒灌进肚子里。有时，酒瘾上来了，甚至在茅厕这个说起来不怎么文雅的地方，也能喝起来。

我记事时，他仍孑然一身，到他晚年的时候，国家已提倡火化安葬，他很风趣地说：“我不用到火葬场火化，恐怕烧得连骨灰都不一定留下，因为我连骨头都是在酒里长出来的。”这是他自认为留给人们最得意的豪言壮语。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时，我已在大学读大二了。那天老家一个亲戚到学校来看望我时，告诉我在夏天的一个深夜，因电线短路着火，三爷的住所兼办公室的两间平房烧个尽光，他还没来得及酒醒就在大火中被烧死了，真的不用到火葬场就被火化了，那句“不用到火葬场火化”的话，一语成谶，也就成为他人生终点的咒语。

因为三爷算是我的祖父级乡邻长辈，我不能目无尊长地称呼其为屠夫三爷，因此尊称其为屠圣三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