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1日，浙江省高级法院对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受贿1.45亿及贪污、滥用职权案作出二审裁定，维持其死刑判决。7月19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许迈永被依法执行死刑。近日，媒体发布其悔过书全文。悔过书系许迈永在2009年10月接受纪委调查时写下的思想检查。许在文中称，从小穷怕了，工作后看着老板们的财富迅速增长，心态不平衡，对一次次举报，都存在严重侥幸心理。以下是悔过书的节选内容。 据《检察日报》

从小穷怕了，工作后考虑经济问题多

1959年1月，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双目失明，以算命为生，母亲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72年，母亲得了气管炎，之后身体一直不好，不能坚持正常的生产劳动。我有两个双目失明的弟弟，当时父亲的生意不好，家里比较困难。

记得1971年我奶奶去世时，家里还欠下300多元债，父母天天为此犯愁，担心何年何月才能够还清债务。我16岁高中毕业后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深切体会到做农民的辛苦，起早摸黑，日晒雨淋，蚂蟥蚊子叮咬，劳动一天也只有几角钱。

1975年下半年，我到戴村镇中心学校担任民办教师，吃住都在自己家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庭经济上的困境。1979年我考上大专，全家人都很开心。伴随着改革开放，农村经济的发展，父亲的生意越来越好，收入大大增加，条件极大改善，家里也建了新房，我深刻感受到经济基础的重要。

自从我走上工作岗位后，有了一份固定工作，拿国家工资，医药费可以报销，自己感到很欣慰，很自豪，所以工作也很安心，也很努力，对安逸的生活很满意。但由于我从小家里的经济条件就差，生活比较苦，左邻右舍、亲戚朋友也没人帮忙，所以我时常担忧，不知今后家里还会不会再次出现困境。再加上两个弟弟均双目失明，特别是侄女出生后也是双目失明，我的担忧与日俱增，经常考虑经济上如何有保障，如何解决后辈的生存问题，不让后辈再次受苦。所以，我在如何打好经济基础的问题上考虑得比较多，有着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

看老板们财富迅速增长，心态不平衡了

在组织的不断培养下，我的工作岗位越来越重要，级别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我本想充分施展自己的智慧和才华，更好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贡献，报答组织的关怀和培养、人民的信任和期望。但随着我到外地出差、出国的机会越来越多，对外面精彩的世界没有正确的认识态度，使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偏离了正确的轨道，改变了初衷。

1993年，我第一次去美国，有个企业老板高某送给我1000元美金，说是给我的出国花费。我感慨到，就凭自己挣的这点工资，想到国外买东西，那只能是望洋兴叹。我看到与我打交道的老板，一个个都很富有，他们每年的利润有几千万元、上亿元，甚至更多。

看着他们的财富迅速增长，我也存在着心态不平衡和红眼病，认为他们的能力也不比我强多少，凭什么有那么多财富？看看他们赚钱也很容易，而自己工作那么辛苦，不仅要起早摸黑，还承担很大的责任风险，得到的工资又是那么少。我对经济上总不满足于现状，心态不平衡，时常有一种攀比思想，与老板比，与高收入阶层比，越比差距越大，越比心态越不平衡。

由于比较的方法不正确，比较的参照物、对象找错了，比较的内容、标准搞错了，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发生了更大的偏移。

我认为，人生不仅要为自己考虑，也要为后人考虑，虽然地位、职务、荣誉不能传承，但金钱、资产、物品可以继承，应该多积蓄点财富给后人。因而，金钱第一的思想在我的头脑里越来越深。

我虽然身处党政领导工作岗位，但是经常考虑经营上的事，实属“身在曹营心在汉”。同时，还想尝试自己的经营才能，要让财富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增大，致使自己离组织的要求越来越远。

法制观念不强，法律意识淡薄

平时，我注重对业务知识的学习，不注重对法律知识的学习，反映在实际工作中就是法制观念不强，法律意识淡薄，政策界限模糊，不能明辨是非。

如2003年，我与浙江坤和集团董事长联系商定购买杭州“山水人家”五套公寓房，本想向浙江开氏集团董事长项某借钱炒房，但又怕自己同时炒5套房子被人发现，因而请项某直接操作。因为之前我帮了项某许多忙，他愿意把投入资金扣除利息后的收益归我。2004年，我又委托项某在杭州“云栖蝶谷”炒一套排屋，炒房收入共计有500万元左右。

原来我一直以为是我向项某借钱，请他帮助我炒房，收益归我。通过深刻检讨，我认识到自己原来的想法错了。虽说我向项某借钱，但我没有出具过借条，借钱从事实上看不成立，买卖杭州“山水人家”五套公寓房、“云栖蝶谷”一套排屋，我没有参与买卖，都是项某在操作。从本质上看，我没有炒房，因为我既不出钱，也不出力或参与经营活动，这500万元实质上是项某送给我的。

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这些都是我法律意识不强，法制观念淡薄，政策界限模糊，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造成的。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学法、懂法、用好法非常重要。我们的一切行为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我没有学好法，法律意识淡薄，是我酿成大错的重要因素之一。

严重的侥幸心理，使自己越陷越深

在我长达十多年的违纪违法过程中，群众不时有举报，组织上也给我敲过警钟，但我没有清醒，不是去改正，而是去掩盖，继续去犯错误。我总以为朋友靠得住，并心存侥幸地认为，自己所做的这些事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会有问题，即使出了事，组织上查，也会有人替我挡一下。

而且，我还错误地认为，群众的举报涉及不到核心问题，他们掌握的只是一点皮毛，掌握不了实质，他们举报的只是道听途说的一些小事而已。只要自己不露马脚，不主动向组织反映问题，是查不到自己的。

如2008年6月中旬，我听说有人向纪委举报我，怀疑我拿了通策集团10%的干股。于是，我暗中与该公司董事长吕某一起做了手脚。这10%的干股，总价是1000万元。我相信他们不会说10%的股权是我的，只要吕某不说，就无从可查。而且我认为，说出来对吕某也没好处。见事后没什么动静，我以为自己又一次骗过了组织。

所以，对一次一次的举报，我都存在严重的侥幸心理，没有正确认识，没有举一反三、深思反省，没有认识到自己违纪违法问题的严重性，总以为只要事情做得牢靠，是可以过关的。

严重的侥幸心理，使我没有悬崖勒马及时去改正错误，而是去掩盖错误，企图蒙混过关，致使自己的胆子越来越大，错误越犯越大，在犯罪的泥潭里越陷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