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子弟学校“末路”?
2011年8月25日 放大 缩小 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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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子弟学校“末路”?
北京强行关停24所打工子弟学校引发舆论汹涌
 

据《南方都市报》

北京近期强行关停24所打工子弟学校,引发舆论汹涌。这场由大兴、朝阳、海淀3区主导的行动,在推进中呈现了怎样一幅乱象?市教委提出的“三先三后”原则和“不让一个孩子失学”的承诺是否得到了兑现?北京的行动轨迹的源头在哪里?上海的做法又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在持续一周的走访中,记者试图找到答案。

A

现象:混乱的城头令

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关停行动,在8月20日这天集中展现了戏剧性的一幕,政策及执法的矛盾和反复可见一斑。

在大兴区西红门镇,这天下午涉及关停的4所打工子弟学校校长被召集到镇教委办,得到了教委办主任赵永生“同意继续招生”的口头通知。与此同时,一条无落款的短信“飞”到了4所学校的学生家长手机上:育红学校等4校是在违章建筑内举办的未审批学校,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家长将孩子转到龙海等5所有办学许可证的学校就读。

早在今年6月7日,上述4校就接到镇校园安全办公室下发的“告知书”,称其“在违法建筑内非法办学,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于6月20日取缔”。8月20日是周六,东坝实验学校,朝阳区最大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却破例让370多个学生继续上课。为此,学校接到一纸“强制拆除告知书”,称“东坝乡政府曾责令其于8月20日将此违法建筑物自行拆除”,未果,“经决定于8月25日对该违法建筑依法强制拆除”。

在海淀区东升乡,自8月9日区里最大的打工子弟学校——红星小学被强拆之后,8月20日这天,学校的废墟外展开了一场招生大战。邻近的昌平区东小口的4所打工子弟学校挂横幅,搭展台,学费普遍从一学期600元涨到了800元。而原红星小学的近邻,同样无办学许可证的新希望学校,除了涨学费,甚至还紧急将校门口的老师宿舍和居民房腾出来做教室。校教导主任称,该校不在规划拆迁范围内,因此得以保留。而他们的兄弟学校——另外一所“新希望”,则因租房合同到期,地块涉及城中村改造,8月15日被东升乡强拆。

B

承诺: 一个都不能少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罗洁表示,北京城乡结合部改造也涉及不少公办校,针对不符合办学条件的自办校的拆迁,教委确定了“三先三后”的工作原则,即:先拆迁民居,后拆迁学校;先有安置分流方案,后实施拆迁;先分流学生,后拆校舍。

那么北京各区县有否遵循“三先三后”原则?“不让任何一名随迁子女因学校拆迁而失学”的承诺能否兑现?记者连日走访了朝阳、海淀涉及关停的几所学校以及学生家庭(大兴区最终不再取缔西红门镇的4所学校)。

8月20日,朝阳区教委通报了学生分流安置情况。公办校可腾出850个学位,有借读证明可以就读;另增加6所委托办学安民分校,加上扩建的博雅学校,及扩充学位的星河双语学校,委托办学学校共扩充5300个学位,这类学校不需借读证明就可入读。而据东坝实验学校校董万天兵的计算,朝阳区取缔的9所学校共需分流学生6000多人。  

在海淀区,4所关停学校3200多名学生,被承诺将被分流到5所公立学校,待遇与京籍学生相同。而且,作为红星学校和新希望学校的分流学校,石油附小北校区能否接收两所学校总共2200多名学生?学校方面并没有明确作答。

C

渊源: 学校存严重安全隐患

据北京市流动人口子女教育协会会长易本耀的观察,北京此次关停打工子弟学校,以“安全隐患”为名开展的整顿,“起因就是4月25日大兴区旧宫镇的一场火灾事故”。

自6月以来,大兴区涉及关停的打工子弟学校已达到11所。从6月27日开始,朝阳区将台乡、东坝乡、金盏乡的9所打工子弟学校也先后接到了关停告知书。和大兴区西红门镇一样,这些告知书都指出关停的依据是学校“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西红门镇在给记者的说明材料中也解释道,“为落实北京市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专项行动精神,确保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安全,西红门镇对违章建筑内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无安全保证的未审批自办学校予以清理整治。”

“朝阳区东扩是北京市推进的规划重点,未来朝阳和通州的拆迁会越来越多,而拆迁打工子弟学校的成本相对较低,这可能也会成为关停打工子弟学校的一个理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郭宇宽说。

D

启示: 上海模式值得借鉴

自2006年北京市大规模关停打工子弟学校之后,平静了很多年,“到去年下半年是一个转折点”,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杨东平说。

2010年初,当时的北京市教委主任刘利民在调任教育部副部长之前,提出了后来形成广泛讨论的“洼地效应”。

学者和关停学校校长们都反复提及“北京应该向上海学习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的相关规划和工作思路”。

上海市曾于2008年制订了一个打工子弟学校“关停并转”的3年计划,“初中阶段禁止开办打工子弟学校,原有学校的中学部全部转入公立学校;小学达标的直接发办学许可证,不达标的、规模小的由乡镇主导收购和合并,可以扶持的给予几十万元补助经费改善条件后再发证”。在北京和上海都开办了打工子弟学校的易本耀介绍说。

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上海已经100%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教师工资也基本由市教委统一制定标准和发放。其通过政府补贴和监管,使原先的民营打工子弟学校转变为非营利性学校,没有强行取缔过一所学校,到今年已实现平稳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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