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日，云南高院在昭通市开庭，对李昌奎故意杀人、强奸一案依照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并当庭宣判：撤销原二审死缓判决，改判李昌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8月23日《新京报》）

李昌奎终究只是李昌奎，不是明星，不是公众人物，不是权贵阶层，因为普通，也就剥离了暗箱操作的可能，他身上的符号意义就愈发重大。所以，当二审改判死缓时，让人困惑，让人心生疑窦。云南高院给出的理由是自首情节，这就像不久前的药家鑫。有没有自首，这是司法认定问题，公众争得再面红耳赤，都是徒劳。问题是，同样是自首情节，一审时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二审怎又足以从轻？法律何以轻佻到如此随意的地步？

公众总是向往正义的，他们担心，李昌奎判缓将开启潘多拉魔盒，成为法律的阿喀琉斯之踵，司法裁决为权贵操盘留下空间，与其说，这是朴素的正义观，毋宁说，这是平民自保的一种诠释方式。公众愤怒、指责、声讨、批判，民粹以强盛的姿态索取期许之结果，即便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得牺牲另一个体。

如今，李昌奎重新获死，“赛家鑫”事件也将以民意的胜利而告终，艰难的博弈，换来的再审，换来了死刑，也换来了迟到的正义， 但，对这样一个意料之中的结果，似乎无法让人高兴起来。

至少，少杀慎杀与当判必判的边界，依旧是未明的，不会因为李昌奎之死而愈发清晰；至少，民意与司法的距离，依然是模糊的；至少，这场“生死拉锯战”，代价太沉重，强势的舆论对应的是虚高的社会内耗。如果所有的社会公正，都要以一种动辄牵扯全局的博弈方式来达到，那么，法律将不成法律，法制亦将不成法制，又谈何法治呢？

李昌奎判死，公众或许会像药家鑫死后，保持那份冷静与沉着，而不会去狂欢，去庆贺。相反，在一个日益理性的社会，人们会焦虑，焦虑一个个体判死留下的一地鸡毛；人们还会反思，反思这个正义之果是不是可以来得更早一点。熊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