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不朽的清官形象，包拯早已穿越时空，为前人和今人，为炎黄子孙和外国友人所敬重。不过，人们所知道的包拯，大多是文学艺术上的“黑脸包青天”。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包拯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今天文艺作品中的包拯的形象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史书上:包拯不爱乌纱最爱民

包拯在踏入仕途之前，就为自己立下了座右铭：“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毋遗来者羞。”大意是，居心清正是治理政事的根本，正道直行是做人的准则，为官做人不可使后人蒙羞。

《宋史》第316卷《包拯传》中说：“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闾里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又说，‘拯性峭直，恶吏苛刻，务敦厚’；‘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

王楙《野客丛书》卷二十记载：“包拯为台官，严毅不恕，朝列有过，必须弹击。”在包拯弹劾案中有两例最为有名。酷吏王逵曾经因为为政残酷而被降职，后来又由知徐州升任淮南转运使。包拯接连四次上疏弹劾王逵，指出，任命王逵这样的贪官酷吏担任转运使，等于拿百姓的性命让他去残害。囯丈张尧佐自恃权贵，横行不法。包拯毅然上疏，加以弹劾，仁宗置之不理。一天朝退，包拯等七名台谏官在仁宗面前据理力争，他口若悬河，言辞激烈，竟将唾沫星子溅了宋仁宗一脸，终于扳倒了不可一世的囯丈。

与包拯同时代的欧阳修，在其《再论水灾状》中，称赞包拯“清节美行，著自贫贱；谠言政论，闻于朝廷”，又在《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中称赞包拯“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包拯死后四年，司马光在《张方平第二札子》中也说：“向者仁宗时，包拯最名公直。”

由上可见，正史中的包拯就是一位典型的“不爱乌纱最爱民”清官与好官。

那么，包拯的艺术形象又是如何实现穿越的呢？

包拯去世不久，作为艺术形象的包拯就在话本小说中出现了，如《合同文字记》，讲述的是发生在灾年之后的财产纠纷案，包拯经过调查核实后成功协调解决，这也标志着包拯形象开始从历史人物向文学人物转型。

到了元代，包拯的形象在戏剧文学中被进一步树立起来，出现了解民倒悬、善用智巧的性格特点，间接表现了人民群众对黑暗现实的愤怒情绪。如《包待制陈州粜米》（无名氏）、《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关汉卿）等。受程朱理学的影响，明代文艺作品中包拯身上的伦理色彩加重了。在《胭脂记》中，包拯大声斥责追求爱情自由的男女主人公，骂男的“贪图女色”、女的“不守妇道”。当时的公案小说《百家公案》和《龙图公案》中，作品将许多与包公毫不相干的断案故事汇于包拯名下。在这些短篇小说中，包拯成为以“刚正”为基础，以“睿智”为特征，以权臣贵戚、贪官污吏为对立面的清官形象。

胡适曾说过：“包龙图——包拯——是箭垛式的人物，古来有许多精巧的折狱故事，或载在史书，或流传民间，一般人不知道它们的来历，这些故事遂容易堆在他一个人身上。其实，史书记载的包公断案的故事并不多。

电视剧：包公故事有浪漫主义色彩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台湾版电视连续剧《包青天》可以说是塑造包拯艺术形象的一块里程碑，其中的《狸猫换太子》、《铡美案》等故事情节都出自传统戏剧和公案小说。该剧将舞台上包拯的黑脸和额头上月牙状的印记原封不动地搬到荧屏中，使之成为后来同题材影视作品中包拯的特定造型。在性格方面，包拯变得很富有人情味，在堂上虽然铁面无私，在堂下却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这一系列的包拯形象与时俱进，融入了现代人对民主、自由和真理的向往，极富浪漫主义色彩，深入人心。

包拯形象穿越千年，流芳百世，历久弥新，已经成为清正廉洁的代名词和公平正义的符号，很大原因得益于戏剧、小说、影视等媒体的传颂。尽管它们脱离了包拯的历史真实，但却是符合艺术真实的。因为其所写的故事虽然不是包拯所做过或经历过的真事，但合乎时代和人民的实际要求，体现了包拯的思想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