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十年来红歌在中国的处境反反复复。总是在一盘散沙凝结起来的过程中，就会产生这种集体性很强的歌。现在，红歌的需求就又出现了。

■“今天应该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不能有了红歌，别的歌就低人一等。宏观地说，崔健的歌也是红歌，很有社会责任感。”

红歌又要“红”了

。对于已有的红歌，一档叫《红歌90年》的节目将于建党90周年前后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播出；对于新创作的红歌，36首“唱响中国”歌曲经过一年多的征集、评选和制作，已于5月开始在全国各大电视台及电台滚动推广。

2011年6月2日开始，中央电视台9号演播厅连续十几天录制《红歌90年》。这是迄今为止规格最高的同类电视节目，中宣部主抓，两个月前建组。

为《红歌90年》担任撰稿工作的朱海两个月前接到这个任务，这部为建党90周年献礼的电视文艺专题片一共10集，七一前后连播10天。

《红歌90年》分访谈、演唱两大块。光看演唱阵容，对其规格就一目了然。内地歌唱家从王昆、郭兰英、李光曦、于淑珍、殷秀梅、阎维文、毛阿敏等，一直到宋祖英、彭丽媛，此外，张明敏和刘德华也会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唱红歌。访谈嘉宾有《国歌》作者聂耳、曹火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新中国第一代音乐家劫夫（《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后人，有不同历史时期典型人物，如草原英雄小姐妹、雷锋当年的战友和现任班长、铁人王进喜的儿子、孔繁森女儿、抗震小英雄等。

片子一共选了170多首歌，呈现中国共产党90年历程，“每首歌都是传承下来的红歌经典。”朱海说。

入选的大多数作品都是以抒情为基调，歌颂美好为前提，比如《我的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红梅赞》、《绣红旗》等。而“那些口号式的歌很快就被忘却了”，朱海说。

“红歌代表主流声音。”朱海这样解释歌曲的选择理由。

例如《延安颂》，唤起当年许多年轻人奔赴延安；比如吕其明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和秦咏诚的《满怀深情望北京》，这样的歌就是一个记忆，蕴涵那个时代的美。

《黄山高坡》也被选入，流行歌曲也可以成为红歌，朱海觉得艺术样式不能决定是红是黑，决定的是歌曲内容，爱党、爱国、展示故土情的都可以是红歌。

《红歌90年》将成为庆祝建党90周年高唱红歌的一个高潮，而另一个名为“唱响中国：群众最喜爱的新创作歌曲”的新红歌征集活动早在2010年7月14日就已经启动，同样也是为庆祝建党90周年而发起，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

“六好一强”是这次征歌活动的宗旨——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人民军队好、时代感强，同时，作品必须易于传唱。

征歌活动采用了歌唱比赛常用的监督体系，请来了公证处监督，抽签产生33位专家评委，经过四轮评选，选出36首“唱响中国”入围歌曲。2011年5月，制作出MV，在各大电视台及电台滚动推广。

5月31日，10首新红歌率先出炉，《走向复兴》拔得头筹，这首进行曲式的作品被认为“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道路上，起到一种催人奋进的激励作用”。

入围的36首新红歌在推广阶段得到了各省市的支持，据报道，其中重庆市于2011年4月下旬掀起红歌传唱热潮，“要求人人学唱36首歌曲”。

红歌又要“红”了

什么是“红歌”？

音乐评论家金兆钧认为，“红歌”一词很有可能来自他参与策划的“红色经典”系列演出。1995年芭蕾版《白毛女》准备在北京商演，主办者请金兆钧出谋划策。金兆钧的主意是：不妨让《红色娘子军》和《长征组歌》一起“复出”，政治声势起来了，商演也容易运作。

当宣传时亮出“红色经典”的概念时，各方反响都出乎意料的热烈。

金兆钧倾向于认为，“红歌”应特指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思想创造出来的歌曲、歌剧等“红色经典”。也就是说，1942年5月之后诞生的“红歌”才算真正意义上的“红歌”。

“不仅仅是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歌颂领袖的歌曲属于‘红歌’，歌颂人民军队、歌颂劳动人民、歌颂祖国和家乡的歌曲其实都应该算‘红歌’。”金兆钧说。

金兆钧与王朔是同龄人，由于家庭背景复杂，一直到1982年24岁时才得以入团。尽管如此，他听到当年的“红歌”时，“更多的是唤起青春记忆，而不是特定时期的某些意识形态”。作为专业的音乐评论家，他旗帜鲜明地主张正视“红歌”的艺术价值。

“社会矛盾极其尖锐，对立双方壁垒分明之时，歌声总是能够让人瞬间热血沸腾。也惟有这时，才有可能全民高唱同一首歌。全世界都一样。”金兆钧说。法国大革命时期诞生的战歌《马赛曲》流传至今，已成为法国的一个符号；美国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为独立自由而战时，爱国歌曲《扬基都德》传遍全国。

谈及“红歌”，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副主席宋小明坦率地说：“作为约定俗成的概念，‘红歌’这一提法说得过去。但严格来讲，这个提法不太科学，也不好发展。比如说，歌颂环保的歌曲该叫什么歌？”

宋小明有意识地创作了一首歌曲，名为《红色绿色》，歌中唱道：“你把红色赋予了我，让我茁壮成长……你把绿色赋予了我，任我自由飞翔。”

相当多的音乐理论家认为，前苏联十月革命、卫国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涌现出的革命歌曲就是苏联“红歌”，而宋小明强调，“红歌”绝对是一种中国特色的文艺现象：“以卫国战争时期歌曲为例，内容往往离不开爱情，不回避战争的残酷无情，不回避战士是带着沉重的心情走向战场的。炮火连天的时候，战士在歌唱自己的爱人，有爱就有希望。”

宋小明认为，中国“红歌”的中国特色主要在于极为鲜明的政治色彩。当然这是因为中国的历史处境更加危急，战士需要克服更大的困难。

红歌从哪里来？

如果沿着中国革命史的脉络上溯，《五四纪念爱国歌》、《国耻》等“五四运动”歌曲、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打倒列强》等以外国曲调重新填词的歌曲也都应该算“红歌”。

金兆钧之所以强调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节点意义，最重要理由在于，从那以后包括音乐在内的艺术创作完全纳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第一阶段，直接采用民歌素材，填上红色内容。比如《东方红》即是把原生态歌词“骑白马，挎洋枪”换成“东方红，太阳升”。

第二阶段，从民歌中吸取营养，自行创作。“比如劫夫，一边打仗一边收集当地民歌，仗打到最后满肚子都是民歌。”金兆钧说，劫夫创作的歌曲怎么听怎么熟，但绝不能指为抄袭，甚至不能指为改编，那就是深入生活、贴近大众的结果。

1949年之后，以劫夫等人为代表的那批音乐家得以进一步深造，纷纷留学苏联或进入国内的大专院校进修，西洋音乐手段开始大量运用。“文革”前的17年，“红歌”的创作达到了新高度。当时“红歌”其实也就是群众自发哼唱的“流行歌曲”，大致分三个类型——抗美援朝等时期诞生的、节奏鲜明的进行曲；内地民族风格的抒情歌曲；还有以雷振邦、罗念一等人为代表的一大批艺术家创作的边疆少数民族风格的歌曲。

其实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冼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就已经采用了大合唱这种中国传统音乐形式之外的艺术手段，事实证明，中国百姓很容易理解，也很容易接受。但专业化的进一步兴盛，则还是要等到1949年之后。

这一演进脉络在歌剧创作上表现得特别明显。1945年创作的歌剧《白毛女》，显然借鉴了西方歌剧的框架和形式，但中国戏曲的影子依然浓重。而阎肃等人主创，1964年公演的歌剧《江姐》与《白毛女》相比已经很洋气了，整体上采用歌剧结构和大咏叹调等艺术手段。

直到“文革”期间，“红歌”的技术进步也没有完全停止。“文革”歌曲《千年的铁树开了花》的演唱孙家馨，曾给金兆钧讲过这首正宗花腔女高音歌曲的由来——江青亲自抓这首歌，大家开始担心被“引蛇出洞”，不敢自由创作。后来得到“必须地道”的命令才放胆运用西洋音乐手段，改了二十多版最终成型。

“文革”期间，文艺凋敝。金兆钧总是半开玩笑地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是中国最后一首进行曲。“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那是真急眼了，不讲理了。”

金兆钧一直旗帜鲜明地强调，只要创作者情感是真挚的，政治性不会损害艺术性。“尤其我们这一代，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李双江的《红星照我去战斗》、《北京颂歌》、《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等歌曲带来的审美愉悦。”

乔羽的创作生涯或许是这一观点的最佳注脚——无论是1955年填词的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还是1984年填词的《难忘今宵》，都已成为传唱不衰的经典。

乔羽之子、《红旗飘飘》的词作者乔方说，父亲之所以能创作出脍炙人口的“红歌”经典，关键在于他始终对这段历史保持着真挚的情感：“我父亲读小学中学期间，考试永远排第一。因为家里穷，考第一可以获得奖学金。他参加了革命，经历了改天换地，当然发自内心地感谢这个时代。” 据《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