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着苦难的童年，6岁时父亲病亡，母亲改嫁；他是真正的“红小鬼”，15岁参加红军，17岁随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他与战友妻子相濡以沫60多年。

日前，记者走近了这位生活在安庆的老红军骆斌，听他深情回忆革命道路和革命爱情。

三次申请，成了一名“红小鬼”

小院落里，幽静异常，满院子的花草正茂盛地生长着，葡萄架上结满了诱人的果实。老红军骆斌和老伴闲时，就在院落里浇浇花草。

骆斌老家在金寨县双河镇皮坊店王家湾村。1917年10月他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自幼父死母改嫁，成了孤苦无依的孩子。后在养父家放牛羊，经历了苦难的童年。

13岁那年，骆斌就参加了当地的儿童团，此后，他内心萌发了一个愿望，就是参加红军。“1932年春，我第一次要求参军，由于年龄太小，被征兵的同志拒绝了。当年六七月份，我第二次要求参军，但还是未能如愿。可是我没有放弃。1932年冬，我听说双河来了红军，不顾家人反对，连夜赶到双河，可是红军又去了百里之外的熊家河，我参军心切，继续追赶，终于找到了红军，当时这支部队番号是红28军82师。部队政委郭述申见我坚持参军，就说：‘这孩子想参军，不是很好吗，收下吧。’就这样，我终于实现了参军的愿望，成了一名‘红小鬼’。”骆斌老人回忆道。

送信路上，第一次见到周恩来

1935年11月21日，红一方面军两个军团进行了直罗镇战役。

“我到军团部送信途中，还和另外两位战士一起抓获4名俘虏，还缴获4支枪呢。”在直罗镇战役期间，除了在战斗中收获颇丰，骆斌老人说，还有一件事让他终生难忘。

“在战斗打响的第二天，我去团部送信，路上遇见一群人往团部走，大约有一二十人的样子，其中一位留着大胡子的同志问我‘小鬼，你到哪儿去？’我回答‘我到后面找担架抬伤员’，他又问‘小鬼，你多大了？’我答道‘18岁了。’他一脸的大胡子，说话很和气。当时，我不好问他姓甚名谁，直到仗打完后才知道他就是周恩来同志。”骆斌老人回忆说，“再次见到周恩来同志，是15年以后的事了。那是在1950年广州春节团拜会上，我第二次见到了他。此后，虽然多次见到敬爱的周总理，但那都是在电影、电视里。”

边干边学，机要工作一干15年

据骆斌老人回忆，1937年8月上旬，国共合作抗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我当时是八路军第115师344旅688团卫生队司药。1938年6月份，旅部选调译电员，就在卫生队挑选，我就被选上了，走进了机要部门。”

“译电员不会写字怎么行呢？当时政委黄克明说‘学，一定要学，先学文化。一年学不成，就学两年。’就这样，我边干边学了起来。”骆斌老人感慨地说，“从学员开始，到译电员、组长、股长、科长，从师部机要科长到军部机要科长，从1938年到1953年，在机要工作上，我一直干了15年。”

花烛之夜，新婚夫妻坐到天亮

1950年6月，在庆祝解放海南岛胜利的同时，已33岁的骆斌迎来了爱情。当时骆斌在驻广州四十四军司令部机要科工作，他后来的妻子宋毅在组织安排下，分配到骆斌所在的师。

“结婚当晚，我们一直坐到天快亮了，谁也没有说话，谁也不敢抬头看看对方是什么样。这是因为一是科里同志都在外屋地下睡，房门又没有门栓，怕他们闹洞房，哪敢睡呀？最后，还是我鼓起勇气说：‘宋毅同志，咱们休息吧。我们才休息一会儿。’婚后几天，我们就调四十军机要科北上了。”骆斌老人回忆道。

培养后代，5个子女都参军

骆斌说，他和宋毅婚后互敬互爱，相敬如宾。我们互相通信从未使用过“爱、亲爱的”之类的字眼，都是互称同志。“我们是真正的战友。”

“我们的5个子女，全部参了军，3个孙子、3个孙女，也都培养成了5个本科生，其中3个还上了研究生。”在一旁的宋毅老人笑着告诉记者，“我们也没有更大的能力去为社会奉献，只好努力搞好家庭教育，多为国家培养点人材。”

在交谈中，记者发现，骆斌听力不太好，宋毅就在一旁传音。在60余年的相濡以沫中，二老的灵魂和生命早已紧紧相连，彼此交流中，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对方就能懂。

如今，两位老人在一起风风雨雨携手走过了61年，度过了金婚、钻石婚纪念日，每逢节假日，与儿孙们欢聚，其乐融融。这几年，骆老卸任安庆市新四军历史研究学会会长等社会职务后，平时没事看看书，下下棋，晚年生活简单而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