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想，这四任校长中的任何一任如果改弦更张、另搞一套，这三任教育局长的中任何一任如果持有异议、不予支持，基本“原汁原味”的合肥实验学校能够办到今天吗？恐怕很难！名存实亡或名实双亡，恐怕难免！据了解，24年前，与合肥实验学校进行同实验类的，在全国尚有三家；24年后（有的未到10年就“变”了），只剩我们一家，不就是明证吗？为此，我这个“归田”的老教育，要代表广大真正受益的合肥实验学校学生，向我的后几任局领导和校领导表示诚挚的敬意和谢意！

“我只不过是合肥实验学校特定阶段的‘设计师+施工员’”

记者：能否谈谈你对合肥实验学校所作出的贡献？

何：贡献谈不上。我只能说，我对得起合肥实验学校，竭心尽力为合肥实验学校做了一点实事。这些实事概括起来，就是两条。第一条，从1987年到1994年，我在兼任校长期间，为该校设计了一个整体教改实验方案，确立了“自育自学”的实验原则，并且参与了施工——更简洁地说，就是“开创性设计+参与施工”。第二条，从2002年到2006年，娄彦联、叶传平校长盛情邀请我回到该校担任教育科研顾问期间，我依照实验方案，回到实验原点，帮助学校设计了“做四个主人”、“践行‘引导自学’课型”、“指导学生课外阅读”、“学生‘自育自学’情况个案分析”、“‘艺友制’教师发展学校”等子课题方案，并且指导施工——更简洁地说，就是“回归性设计+指导施工”。其他时间，我一年最多只去该校两三趟，有时一年一趟也没有去。因此，准确地说，我只不过是合肥实验学校特定阶段的“设计师+施工员”，如此而已。

要讲贡献，就校级领导而言，我不会忘记郭海铭、耿业斌、黄威、郑明盛、梁英功、龚维陆、徐贵亮、娄彦联、叶传平等同仁，他们在巨大的任务压力和心理压力下工作，所作出的实际贡献比我大，至少在某些方面比我大。

要讲贡献，就实验教师而言，我不会忘记前7年（1987至1994年）与我同一战壕艰辛奋斗的施培飞、黄勇、费勤、沈逢勤、方晓清、沈晓咏、刘德华、葛有应、张燕、肖红冰、陶兴菊、朱伟红、窦本炎、李小

剑、戴韵茹、齐小群、汪欣早、査风、史守智、殷杰等同仁，不会忘记中间4年（2002年至2006年）与我同一课题艰辛探索的张燕、聂传荣、顾轻飏、金敏、窦本炎、梁有清、陶兴菊、卫先政、郑玉梅、郑明珠、李萍、卫红、王玲、李小剑、李钟明、王晓明、徐瑞、赵静、王轶敏、杨静、程微伟、王红雨、付凤琼、戴韵茹、齐小群、王强、施培飞、徐晨、刘飞、朱霖、施法山、许永新、王园园、凌智、程琼霞、陈林华、戴厚贵、魏兆新等同仁，面对崭新的教学体制，他们不得不经历着“痛苦”的转型（特别是很多时候，为了彻底推进高起点的改革，对先行探路的老师，比如施培飞、黄勇、费勤、沈逢琴、张燕、聂传荣、顾轻飏、王轶敏、郑玉梅、李钟明、徐晨、刘飞、朱霖等老师，我有时在实验过程中简直是太为难他们、太“苛刻”要求他们了，每每想起，我心里还过不去）；他们所作出的实际贡献同样比我大，甚至作出了我想“贡”也“贡”不出来的贡献。

我之所以列了这么一长串名单，无非是要说明：一项成功的教育实验，必然是有志者的“群体事业”；有志者集体的力量是伟大的，个人的作用是渺小的。在合肥实验学校越是“红火”的时候，我越要正确看待自己，绝不可贪天之功。

“我以为合肥实验学校有四大‘文化优势’”

记者：在合肥实验学校搬迁包河新址之后，继续发挥学校优势显得特别重要。您觉得合肥实验学校在学校文化建设方面有着怎样的优势？

何：从“文化自觉”的高度来看，我以为合肥实验学校有四大“文化优势”：一是基础教育一体化的“体制文化”优势；二是“自育自学”的“理念文化”优势；三是“师生合作、爱满校园”的“师生关系文化”优势；四是把孩子看作孩子、让童年当童年过、使孩子终生受益、为孩子终生负责的“使命文化”优势。

我是一个历来讲实话的人。既然是“文化自觉”，合肥实验学校的领导和全体实验同仁，恐怕既要看到学校优势，也要看到学校的劣势——不说劣势吧，不足总是有的。学校因迁址办学而迅速膨胀、快速发展之际，实际上也是对学校领导和老师严峻挑战和考验之时。只有保持清醒头脑，既看到长处，又正视短处，才能扬长避短，立于不败之地。

“衷心祝愿合肥实验学校的明天更美好”

记者：省城的几所名校在搬迁新址后都取得了成功，相信合肥实验学校迁址包河区后也会赢得同样的成功。请你对该校的未来说几句寄语，好吗？

何：好的。我想说的是：抓住难得机遇，坚定不移实验，“自育自学”为本，争取更大成功。衷心祝愿合肥实验学校的明天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