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从不缺乏枭雄的时代。每一个人都特立独行地存在着，或立场不同，或信仰不同。在这段特殊的岁月里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民国北洋时期，眼花缭乱，你方唱罢我登场，便有了安徽走出来的段祺瑞、冯玉祥。而民国时期另一个不可或缺的标签便是黄埔军校，黄埔军校曾经的英武之气给民国范儿一道雄壮风景，而它成为中国近代史的一道风景、一个注解或一个点缀。在这样一个时期，也曾出现令蒋介石闻风丧胆的头号杀手王亚樵。他们都是安徽人。

这样一个战火纷飞的戎马民国又是怎一个五光十色？

段祺瑞：被李鸿章重用的“北洋之虎”

他一生甘于清贫，在其任政府总理时，他“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

他在史上有“三造共和”之美誉，致电逼迫清帝退位、讨伐张勋复辟、抵制袁世凯称帝。他曾多次组阁，是北洋军阀中少有的铁腕人物。

梁启超先生曾评价他：“其人短处固所不免，然不顾一身利害，为国家勇于负责，举国中恐无人能比。”

他就是有“北洋之虎”之称的合肥人——段祺瑞。而曾经正是同为合肥人的淮军创始人李鸿章的重用，才有了后来闻名于世的“六不总理”。

1885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创办了北洋武备学堂。李鸿章对它十分重视，经常亲自去学堂视事。一日，北洋大臣李鸿章又前去武备学堂，学堂专门为他进行以马、步、炮、工程兵综合操练。由于天公不作美，演练开始后，成绩十分糟糕，开始射击的几门炮有的连靶边都没挨到，眼看着李大人要怒气冲冲地离开观操棚，忽然听到有人喊：“打中了！”李鸿章顺着炮声望去，这名炮手果然不凡，三发三中。这名炮手就是段祺瑞。

当听到段祺瑞是合肥人，李鸿章对他更为注目，接着询问了一些军事问题，段祺瑞对答如流。李鸿章大喜，夸奖他“熟知军事，俾其造就，是一个可用之才”，让手下人记住了段祺瑞这个年轻人。

1889年，清政府拟选拔五个人去德国学习军事，李鸿章大笔一挥，把段祺瑞列在名单之首。两年之后，李鸿章又特批这位小同乡一人留在德国克虏伯炮厂实习深造，他先后两次写信给段祺瑞，勉励他精学苦造。段祺瑞在这个世界最先进的火炮厂又学习了两年。回国后，在山东威海武备学堂担任算学和炮学的教习。

这也才有了后来的段祺瑞。

北京政变后，段祺瑞被推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执政。直到民国十五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才被赶下台去。

冯玉祥：从百变军阀蜕变而来的民主军人

而将段祺瑞拉下马的则是安徽巢县的另一名民国风云人物，人称“倒戈将军”的冯玉祥。

冯玉祥一生，他曾多次背叛上司：一九二三年卷入驱逐黎元洪的活动，次年十月第二次直奉战争又发动政变， 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后来又推翻段祺瑞；中原大战期间，他与蒋介石、阎锡山、李宗仁等人不间断地合纵连横、 勾心斗角、敌友无常；在思想观点上，皈依基督教、亲近过苏联到后来的三民主义，这使得一些人认为他反复无常、 翻云覆雨。

1926年8月，国民军在直奉晋军阀联合进攻中溃败。冯玉祥带着450万卢布苏联援助紧急起程。9月16日，他赶到绥远五原县，出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站在土台上，冯玉祥慷慨激昂地发表著名的《五原宣言》，追述了自己的戎马生涯，历数功过，说自己“过去没有明白革命的旗帜，”“这次要赤裸裸地说出来，使国人知道，我做的忽是革命，忽而不是革命，其缘故是什么回事”。他第一次公开了自己国民党身份，表示从此完全接受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做一个革命的三民主义者。

从这一刻起，这位北洋军阀集团的实力派人物，正式成为“革命阵营的一员”。

周恩来曾经说：“冯玉祥先生，从一个典型的旧军人，转变成一个民主的军人，他经过曲折的道路，最后走向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冯先生生前曾进行反蒋，尤其在美国最后一幕与美帝国主义曾进行了正面的斗争。”

1948年7月，冯玉祥带着家人一行八人登上苏联轮船胜利号，取道苏联回国。在黑海上，船舱内忽然起火，18岁的小儿子洪达冲进浓烟，救出母亲李德全，等摸到父亲的身体，已发现没有呼吸。

当年9月5日，苏联新闻界对外宣布：冯玉祥和小女儿晓达因船失火遇难。官方正式报告：是日，船上放电影，胶片着火，影响及冯，遂因心脏病发或窒息而死。

王亚樵：令蒋介石悬赏一百万的民国头号杀手

在中华民族的抗战史上，有过一个组织叫做“铁血锄奸团”，汉奸卖国贼听到这个名字，无不闻风丧胆，噤若寒蝉，而锄奸团团长号称“民国第一杀手”的斧头帮帮主就是合肥人王亚樵。

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策划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刺杀事件，民国历史上一些惊天大案：蒋介石庐山遇刺案、汪精卫国会遇刺案、宋子文枪案、“出云号”日舰被炸案、日本驻华最高司令官白川义则被杀案……等等，都与王亚樵有关。他让蒋介石闻风丧胆，悬赏百万缉拿。

民国20年2月28日，蒋介石在南京扣押了立法院长胡汉民，引起两广地方实力派的不满，指责此为“非法行为”，不久通电讨蒋，另组国民政府。王亚樵坚决站在两广一边，并派洪耀斗、余立奎参加“非常会议”。之后，南京代表来京沪活动，希望王能杀蒋锄奸，并一次付给他20万元活动经费，从此王亚樵便开始了暗杀蒋的行动。

同年6月，王亚樵获悉蒋去庐山办公，就立即派出龚春蒲、肖佩伟、陈成等人，一律化装成高级游客，尾随上山。一次，陈成突然发现蒋坐车下山，他来不及联系，就急忙掏出炸弹欲向汽车扔去，正举手之际，从车内射出一颗子弹，陈当场身亡。龚、肖听到枪声后赶到，知道事已败露，只好返沪。蒋遇刺后，十分惊慌，要求戴笠尽快破案。戴笠判定是王亚樵所为。

7月22日，王亚樵突然接到南京联络点电报：“康叔(宋子文的暗语代号)乘夜车赴沪，明晨准到，望迎勿误。”王认为，暂不能刺蒋，刺死蒋氏集团的核心人物，也是一种惩诫。所以，他马上布置战斗任务，对上海北站一带撒下天罗地网。第二天晨8时许，专车抵站，当宋子文和秘书唐胪走下站口时，刘刚(王之门徒)认为手拿皮包的人一定是宋，于是就开枪。结果宋在卫士的保护下，逃之夭夭，唐成了替死鬼。

当戴笠特别行动组匆匆赶来大搜捕时，王亚樵却早已逃去香港。蒋知道后，先是害怕王亚樵，后是痛骂戴笠无能，并声称：“谁能缉拿到王亚樵，可以悬赏一百万！”

李克农：上演生死时速五分钟的“头号特务”

建国后，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外宾时说：“李克农是中国的大特务，只不过是共产党的特务。” 而也正是这位安徽巢湖的李克农，才有了历史上挽救中共的生死时速的五分钟。

假如没有李克农他们，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和许多领导人，如王明、博古、周恩来、邓颖超、瞿秋白、陈云、康生、聂荣臻、李维汉、陈宗瑛……将难逃国民党的魔爪。

1929年12月，李克农经组织上批准考入国民党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就是徐恩曾。同年，国民党组建特务组织，任命徐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主任，即调查科主任。与此同时，中共方面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组建中央特科。李克农、钱壮飞、胡底遵照周恩来的命令设法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内部，并组建党的特别小组，李克农担任组长，往来宁沪之间指导工作，并负责与中央特科联系。

特务头子徐恩曾对这一切毫不知情，还十分得意自己拥有三名干将:贴身机要秘书钱壮飞、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特务股长李克农、天津长城通讯社社长胡底。

1931年4月26日，当钱壮飞得知顾顺章叛变后，迅速将情报交由他的女婿刘杞夫送到上海李克农手中。李克农瞬间察觉情况万分危急，必须以最快速度将情报交给党中央。李克农是和时任中共情报部部长的陈赓单线联系的，而此刻不是他们定期碰面的日子。形势危急，已经不容许半点拖延！李克农灵机一动——可以先找到江苏省委，找到省委就可以找到陈赓，这样情报就可以送到党中央了。

从钱壮飞得到情报，到李克农将情报及时传递给党中央，再到周恩来等果断决策紧急撤退，通过环环相扣的一连串动作，我党得以免受摧毁性打击。国民党特务军警大规模搜捕，结果扑了个空，陈立夫哀叹:“抓住周恩来，只差五分钟！”在南京的蒋介石极为恼火，破口大骂。

张治中：信守承诺不对共产党放一枪一炮

张治中将军是国民党政坛上一位独树一帜的人物。他在从士兵到将军的五十年戎马生涯中，信守不对共产党放一枪一炮的承诺，被毛泽东称为“三到延安的好朋友”。他是三民主义的真诚拥护者，又是一位敢于犯颜直谏的人。他曾多次以口头或书面意见的形式，对蒋介石作逆耳之言。但尽管如此，直到1949年，蒋对他一直是厚爱有加。他又先后四次向毛泽东直谏，成为唯一敢对毛泽东与蒋介石均多次直谏的人物。

在和蒋相处的25年中，张治中对国民党内“群僚百工，中于明哲保身之毒，只求禄位之保持，不图事业之推展”的现象深恶痛绝，曾多次就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种问题，当面向蒋提出意见，甚至发生争论，可谓蒋氏诤臣。张治中还多次上书蒋介石，陈述意见，其中有三次长达万言。

一次是1941年3月2日，张治中就“皖南事变”的影响，向蒋介石上万言书，痛陈对中共问题处理的失当，力主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第二次是1945年11月，鉴于蒋介石积极准备发动内战，张治中自新疆给蒋介石再次上万言书，主张用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反对重新挑起内战。第三次是1948年夏天，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前夕，张治中已看到蒋家王朝必然失败，但出于对蒋的忠心，明知其不可为，仍然作最后的进言，又一次向蒋呈上了一封《对当前国是之检讨与建议》的万言书。

在《对当前国是之检讨与建议》的万言书中，张治中不惜冒丢乌纱帽甚至丢头颅的风险，对国民党执政以来的各项保守政策予以严厉批评，并将之归咎于“领袖"本身的领导失当、独断专行，指出若干年来“总裁”对国民对干部所发表的文告与训示，“多偏重于抽象之说教，绝少关于具体之现实政策”，甚至在文中有蒋“为世界各国领袖中脾气最坏之一人”等语。

蒋介石在大陆执掌政权期间，大权独揽，小权亦很看重。蒋介石兼职范围之广，令人瞠目结舌。最高峰时蒋介石身兼27个要职！除陆海空三军统帅职务他始终牢牢抓住、非己莫属外，中央农民银行理事长他要兼，新生活运动委员会董事长他要兼，连童子军总司令他也要兼……对此，蒋麾下文武几乎均熟视无睹，甚至有些趋炎附势者，竟拍手叫好。刘继兴研究中发现：惟有一人，坚决反对蒋介石兼职过多，此人就是张治中。

戴安澜：马革裹尸虽死犹荣的海鸥将军

戴安澜1904年出生于安徽无为，原名炳阳。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感召和端甫叔祖的指引，1924年3月赴广州参加国民革命军。“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后，父亲为表达自己搏击长空、力挽狂澜之志，更名为安澜，立号海鸥。所以人们会称他为‘海鸥’将军。”戴安澜的女儿戴藩篱曾经回忆道。1926年军校毕业以后，戴安澜就投身到北伐和抗日战争之中，功勋卓著。

1933年3月，戴安澜任国军17军25师145团团长，参加长城古北口抗战，因功获五等云麾勋章；1937年8月，台儿庄大捷后他荣获华胄奖章，并晋升为89师副师长；1938年夏天，他参加了武汉保卫战，立大功一次；1939年11月他又参加了昆仑关大战，获四等“宝鼎勋章”。

这些殊荣并非戴安澜的奋斗目标。在国内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十余年间，他时刻想着如何收复失地、挽救国家。戴安澜抗战时写下许多日记和书信，那个年代战火纷飞、列强猖獗。岳飞、文天祥这些民族英雄，就是戴安澜最好的榜样。精忠报国，死而后已，是他深深信奉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1942年3月，戴安澜奉命率中国远征军二00师长驱奔赴缅甸战区，接替英军抗击侵缅日军。同古保卫战、棠吉攻坚战的胜利，重创日寇，扬威世界。后来在奉命转移回国途中，戴安澜不幸身中两枪，于5月26日在缅甸茅邦村殉国，时年38岁。

戴安澜去世后，美国政府为表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出的巨大贡献，1942年10月29日向其颁授懋绩勋章一枚，戴安澜将军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斗争中第一位获得美国勋章的中国军人。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的命令中说：“中华民国陆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将军于1942年同盟国缅甸战场协同援英抗日时期，作战英勇，指挥卓越，圆满完成所负任务，实为我同盟国军人之优良楷模。” 同年12月，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赠戴安澜为陆军中将，并批准戴安澜的英名入南京忠烈祠。 1943年的秋天，戴安澜的灵柩由广西全州迁葬于安徽芜湖故里。

“战死沙场，马革裹尸，我们觉得悲痛，父亲却觉得很光荣。”戴藩篱说。戴安澜身陷缅甸，自知回国希望渺茫时，给爱人王荷馨写过一封家书，其中写道：“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