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国际劳动节，职场“过劳”现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近期接连发生“普华永道25岁女硕士疑过劳死”和“上海一27岁房产中介经理疑过劳猝死”等事件，引发舆论持续热议，它发出的警示，已远远超出事件本身。（4月30日《城市快报》）

职场“过劳”，说到底还是一个劳动者权益的问题。因为休息权得不到保障，所以才会形成“过劳”，长期过劳，就会透支生命，身心处于亚健康，甚至“过劳死”。相关数据显示，七成知识分子处于“过劳死”的边缘。据估算，每年因“过劳”去世的人多达60万。

有人指出：预防“过劳死”，法律是“抢救针”。据悉，目前，我国法定的职业病目录有10大类115种，“过劳死”不在其中。“过劳死”在法律上还是一块空白。新的《工伤保险条例》虽然对工伤界定作了调整，但“过劳死”还是排斥在外。在日本，“过劳死”已列入工伤范畴。1994年，日本对“过劳死”开始了法律干预，死者家属首次通过司法途径向用人单位索赔。2001年底，劳动部门经过慎重研究，又对“过劳死”相关法规提出修改建议。我国对过劳现象及“过劳死”也必须进行法律干预。

光有法律的“抢救”还不够。有观点认为，过劳问题，最根本的，还是社会制度设计不健全所致。目前，大多数人身上压着教育、医疗和住房三座新大山，山山都逼着人“拼命”挣钱。再加上就业难，养老缺乏保障等，危机感、不安全感多重袭来，过劳和疲倦也就不难理解了。因此，根治过劳问题，最根本的，还是呼吁和期待房改、教改、医改及一系列社会制度的全面改进，真正实现温家宝总理所说的，让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人们也就可以快乐工作，不用过劳了。

我们需要真正意义的“劳动节”，远离“劳动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