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朱自清1948年的日记，我们没有看到他为食物短缺而苦的记载，相反，多的倒是下面一些文字：“饮藕粉少许，立即呕吐”；“饮牛乳，但甚痛苦”；“晚食过多”；“食欲佳，终因病患而克制”；“吃得太饱”……

朱自清人生的最后一个年头

1948年是朱自清人生的最后一个年头。在他的生命年轮里，发生了什么？

朱自清一直对政治不感兴趣。这不仅是天性，也是客观环境所致。朱自清最初以新文学家出名，后来却长期在中国的最高学府清华大学担任国文系主任，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在学术上是有压力的，充满了焦灼感，这种压力驱使他不得不把主要精力用到学术研究上。

当然，一个知识分子不可能完全没有政治倾向。朱自清的政治倾向，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个“爱平静爱自由的个人主义者”。这种人承认现有的秩序，认为这种秩序是保持“平静”的要素，但也可能因现实的刺激偶尔流露不满，并对秩序的反抗者部分地表示同情。当然，最重要的，这种人始终珍视个人的自由，对所有以各种名义挤压个人空间的企图敏感而充满警惕。

晚年朱自清“喜欢”扭秧歌

晚年朱自清有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扭秧歌”。

秧歌这种革命的符号虽然很受有左翼倾向的学生和大众的追捧，毕竟很难让国统区高等知识分子接受。于是朱自清的“扭秧歌”就显得特别醒目了。那些热烈赞颂朱自清转变的文章，最热衷提及的就是朱自清热情扭秧歌的事。

冯钟芸回忆，在参加“五四”青年节的联欢晚会上，他加入青年们长长的行列，扭陕北秧歌，和青年学生的心贴得更近了。

柏生回忆，1948年元旦，在余冠英先生家里开同乐晚会。朱自清带病兴致勃勃地和同学们挤在一个行列里热情认真地扭秧歌。

但查阅朱氏日记，我们却看到了意外的文字：“学生两次来请我们参加大饭厅的学生集会，他们还请我们在临时搭起的台上扭秧歌。大众的压力确实不得了，使我整晚上感到不安。”

究竟哪一个才是真实的朱自清？感到不安，那么他为什么不当面拒绝？除了此时的朱自清多少带有一点民粹倾向，对原本是民间文艺形式的秧歌有了解之欲望外，似应更多地从其性格特点上去分析。

朱自清是个外圆内方的人，待人随和，不愿拂人面子，但这在很多时候并不代表他自己的真实想法。其早年日记里有一条很有意思的记载：一个他很不喜欢的人向他借钱，他借后，在日记中大骂那人是“下流坏”。按照一般分析，你不喜欢他，不借就是了，可朱自清不愿如此，借了又不甘心，于是转而向日记发牢骚。这种似乎有悖常理的做法非常典型地代表了朱自清的性格。他成为知名学者后也是如此，经常有学生请他讲演，并且题目都给拟好了，朱自清不高兴，但几乎每次都还是去了。

读了朱自清与秧歌有关的日记，又明了其性格特点之后，回头再看回忆、解读朱自清扭秧歌的文章，是否都不同程度地有“过度阐释”之嫌呢？

拒领美国救济粮

除了扭秧歌，晚年朱自清还有一件事为人称道，这就是“不领美国救济粮”。关于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的始末，王彬彬先生有一文作过精细的考证，这里不赘。但有意思的是，因为此事，又因为一篇名文对此事格外论列，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那篇名文关于朱自清的一段是这么说的：“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个人自由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

这篇名文在革命史、思想上的意义不必多论。但有一个直接后果实在出人意料，这就是人们对朱自清之死的臆测。

自朱自清1948年辞世至今，关于其死因，权威的说法是他“贫病交加而死”，而在不少仅仅读过上面这篇名文的读者印象中，朱自清居然是“饿死”的。

那么朱自清“饿死”的印象从何而来？那篇名文的巨大影响力是一个因素，因为那段话从形式逻辑上讲，的确可以理解为“朱自清要么领救济粮，要么饿死”，二者必有其一，既然朱自清最后没领救济粮，当然就只有“饿死”一途了。

但事实上，朱自清拒领美国“救济粮”是真，拒领也肯定会给他的家庭生活带来影响，但并不意味着他真的就没饭吃了。从根本上说，容易让人生出朱自清饿死印象的缘于另外一些大判断。什么样的大判断呢？朱自清所处的是一个“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民生凋敝”的时代。这个判断当然是对的，在那个黑暗时代里，岂止是知识分子，可以说除了达官贵人以外的几乎所有中国人的生活都颇为艰辛。但是在这样的大道理下面，在主流和大局之外，应该还有支流和个案，比如像朱自清这样全国有名的文化人，他的生活似乎还不会沦落到要被饿死的地步。

“饿死”乃后人杜撰

朱自清实死于严重的胃溃疡。这种病的起因与生活的颠沛流离有关，日寇侵华，朱自清供职的清华大学曾几经搬迁；战时教授们的生活水准大大降低，这也是容易引发胃病的重要因素。但教授们的生活水准究竟低到了何种程度？是否瓶无储粟屡告断炊？恐怕也不尽然。

查阅朱自清的日记，可以看到，即使是在被公认生活最困难的西南联大时期，他还是经常会有饭局，而且隔三差五就会和朋友们在一起打打桥牌。很难想象，一个空着肚子的人，会有心思和闲暇去斗这样的巧智。可以认为，虽然当时的知识分子处境不佳，但和大多数底层百姓相比，他们的基本生活还是有保障的，更不用说像朱自清这样名牌大学的教授了。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看不清世界大势，集中资源于内战，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再一次被波及，许多学生愤然冲出校门，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一时如火如荼。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和所谓币制改革使经济接近崩溃，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都不能不受影响，知识分子也一样，但知识分子所受的这种影响肯定要小于一般底层群众。

《人民日报》的著名女记者金凤当年在燕京大学读书，她回忆了1947年底参加“反饥饿反内战”游行的情景：“中午时分，学校食堂送来白面馒头和菜汤，一旁监视我们的国民党特务嘲笑我们：‘你们吃得那么好，还成天喊反饥饿，你们挨饿了吗？’我们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们是为老百姓反饥饿。全国老百姓不是被内战拖入绝境了吗！’”学生们对特务的反击自然是有力的，但从中也可反证上面的判断：在校学生的生活是像金凤描述的这样，教授生活如何岂非不言自明？

具体到朱自清，其实他应该是最不容易被联想到“饿死”这一凄惨图景的。不仅因为他的声望、地位和收入水平，也由于他的病。稍有常识的人就都知道，胃溃疡这种病对进食有很多顾忌，既要禁吃某些食品，更不能多吃，稍不注意，就会呕吐，使胃大受折磨。

就在他逝世前14天的1948年7月29日，也就是他在拒领美国“救济粮”宣言上签名后的第11天，他还在日记里提醒自己：“仍贪食，需当心！”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辞世。

据《生活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