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胡锦涛制作礼服

一家服装企业很难有什么特别的，哪怕它刚刚举行了一个55周年的纪念庆典。这家名叫红都的公司主营高级服装定制，有8家直营门店，一年营业额3000万元。公司也有成衣品牌，但城市里随处可见的广告中，找不到它的痕迹。

红都公司总部位于北京东交民巷28号，若从地址上看，则有可能出身显赫。不过它真正的特别之处，在于其顾客：包括了从毛泽东开始的众多中央领导们。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上，国家主席胡锦涛身着的深色中山装礼服，就是由红都公司设计制作的。

国庆当天，红都公司制装师高黎明一大清早就打开电视，等待典礼直播。当胡锦涛走上主席台时，他一眼就认出自己设计的中山装：其领子稍宽，前襟平挺。他悬了两个月的心才放下了。

2009年7月，红都接到为胡锦涛制作国庆阅兵典礼礼服的通知。在设计礼服时，高黎明考虑到阅兵时间、天气等因素，选用了高织纱花呢，裁剪时将领口加宽立翻，4个兜里也压了层粘胶，使衣服更为平整板挺。高黎明还在缝合衣服下摆时特意加了一个褶，以备阅兵时广场起风，避免衣角上翘与摆动。国庆典礼上，其他8位常委身着西装，胡锦涛的中山装当即引发了海内外媒体对中国领导人着装政治的解读。而红都，也再次被媒体提及。

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与沪上服装名店合并发展而来的红都公司，几乎独享了为中央领导人制衣的政治殊荣，也一直参与和见证着中国政治的变迁——从邓小平出席联合国会议，到改革开放初胡耀邦的西装，再到胡锦涛阅兵。

“红都”时代的开始

1956年2月，中共八大召开前，中央办公厅意图为毛泽东特别制装，塑造其全新的形象亮相八大。

当时的中南海制装技师是京城名剪王子清。在北方，这样的顶级技师实属凤毛麟角，更多业界高手集中在“上海滩”。他们大多师出“红帮”，为洋人缝制洋服。根据中央办公厅的指示，王子清等人前往沪上，挑选了田阿桐、王庭淼、王富成等12名服装技师进京。

12名服装技师中，31岁的田阿桐最被看好。其13岁到上海奉化帮学艺，三年后应聘到租界一家英国服装公司，不仅做西装、皮装、旗袍，还做各种时尚淑女装，很快便成为上海滩顶尖裁缝高手，拥有了自己的“田阿桐服装店”。中央办公厅抵沪举行技艺评比时，田阿桐摘得了头魁。

1956年8月，田阿桐接到为毛泽东制衣的任务。中央办公厅人员再三叮嘱他，这是高级机密。半夜12点，工作人员带领田阿桐来到中南海书房。出于安全考虑，他只能站在毛泽东5米开外“目测量体”。但凭着丰富的经验，田阿桐一次目测成功。

随着新中国国际交往恢复、外交活动增多，中南海也亟需塑造新中国领导人和外交人员的形象。通过周恩来协调，1956年3月至4月，沪上多家西服名店迁往首都，陆续在中南海、外交部、使馆区附近开设西服加工门店，主要服务对象是各国使馆和出国人员。

1958年，波纬、雷蒙、造寸等7家迁京服装店合并成立了北京友联时装厂。1966年“文革”开始时，原东交民巷门店改称为“反帝服装店”，但为方便别国使馆人员前来制装，第二年又更名为“红都”，并沿用至今。

见证政治风云

自田阿桐时代起，红都设有一个“第六车间”，精心配备十多个工人，机器也从国外进口，以便处理进口面料。首席服装技师层层把关，不仅需要技术高超，还要熟悉领导人的体型、脸型、个性偏好和穿衣习惯。

红都“保证完成每一次政治任务”，并以此为豪。其办公楼里多处陈列着中央领导人与服装技师的合影，见证了新中国阅兵、出访和重要会议的召开。他们的制衣史，也成为中国政治风云流变的缩影。

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外交部长乔冠华将率代表团出席第26届联大。出发前夕，周恩来特别要求：出席正式会议时，中国代表要穿中山装，不要穿西服。红都接到为中国代表团制装的政治任务，仅用4天半的时间就制装100套。

1974年，邓小平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发言阐述“三个世界”的理论时，也穿着田阿桐制作的中山装。

1981年，田阿桐师傅就开始为胡耀邦制作西服。高黎明回忆，胡耀邦总书记是第一位请红都制作西服的中央最高领导人。红都技师为中央领导人制作的西服，通常采用平驳领、前襟两粒单排扣，显得干练庄重。

红都的竞争与扩张

改革开放前，红都不对外营业。但各地政府为分沾“殊荣”，纷纷邀请红都到当地开设连锁门店。到红都门店定制服装的人须持有省部级以上介绍信，他们多为政界、文艺界名望人士。

1985年12月，为顺应改革开放潮流，红都更名为“北京市红都时装公司”，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1993年，“红都集团公司”组建成立，下属全资公司、参股公司等15家。公司成立庆典上，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为红都题词“继承优良传统再接再厉”，时任北京市市长李其炎也到会祝贺。

经历近30年转制，红都服装公司是目前北京市仅存的国有服装企业。服装行业市场竞争激烈，改革开放前的老牌子大都销声匿迹，红都则因其独有的历史标签得以创新发展。  

据《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