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蒙古政府决定向280万本国公民每人分得战略大矿塔温陶勒盖煤矿536股股票红利（据《财经》报道）。类似让全民分享公共财产收益的做法，早已非罕见，远的不说，我国的香港和澳门，都曾推出向全体民众“分红”的举措。

世界各国发展的经历表明，以市场化改革为重点提高生产效率，是促进社会福祉的一个充分条件，但并不是提高社会福祉的全部。能否实现公平发展是保障社会福利改善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一个社会是否公平，有很多视角。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视角是，属于全民所有的财产增值，能否不为少数人分享而让全民所分享。阿拉斯加州、蒙古、香港、澳门、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各异，但在公平分享社会财富增值上却有共同点。

在改革的进程中，处理效率问题要比处理公平问题来得简单，也更容易出成效。只要放松管制，允许市场发展，市场内生出来的效率远比计划经济来得高。但处理公平问题却没那么容易。在我国，提倡把国有企业资产收益分红用于公共服务建设的建议并不少，相关的方案也不是不成熟。但现实进展差强人意，其原因无非两个。

一是利益因素的制约。国有企业与垄断行业客观上是一个利益群体，尽管其收益高，但很难容忍其他人分享国有资产收益。甚至可以出现恩施最牛电力公司3000人分7亿这类匪夷所思的现象。

二是缺乏合理的制度性安排。2007年国家开始向央企收取分红，但分红的主要用途还是用于央企自身，用于社会福利建设的占比极低。根据财政部的公开数据，2002年到2010年，央企向国家贡献了不到1800亿的红利。在使用方面，国有企业分红支出的主要方向是资本性支出（即扩大生产规模之类的投入）和消费性支出（用于弥补国有企业改革成本等方面的费用），仅在最后附加了一条“必要时，可部分用于社会保障等项支出”。

客观地说，希望用财政盈余每年分红并不现实。这也是蒙古这次为什么改用股份分红形式的原因。公民拥有企业股份，可以长期、稳定地享受国有资产增值收益，同时也能分担经济波动的风险。对我国来说，要实现全民共享，有相当多的制度安排可以实现，有相当多的经验可以借鉴。从现实情况看，最紧迫的是完善国有企业分红机制，一是逐步提高其分红比例。笔者测算结果表明，未来五年国有企业分红比例在25%-35%之间是比较合理；二是明确国有企业分红的使用方向，国有企业分红必须大部分（70%）用于补充公共服务财政资金。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出公益属性，才能真正体现出国有企业为全民所有，而不是为少部分特殊利益集团所有。

这项改革难吗？不难。关键在于加强改革的制度设计，关键在于决心和勇气。 匡贤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