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晚间，上海打破一线城市“缄默”的局面，公布今年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距“国八条”规定的“大限”只有两三天，目前仅有40余个城市公布了年度“限价令”，众多一线城市仍“按兵不动”。已揭晓“谜底”的部分城市“控制目标”也引发争议。楼市“限价”怎么变成了“限涨”？地方政府“定价”的依据是什么？地方“问责”如何避免“软执行”？围绕三大疑问，记者进行了追踪调查。据新华社

“控制目标”为何变成“上涨目标”？

记者跟踪40多个公布房价“调控目标”的城市，没有发现一个“降”字。这些城市普遍“描述”了允许房价上涨的区间，涨幅大都在10％左右。对部分城市还没公布“控制目标”，一些市民表示不能理解：“这让人怀疑部分地方缺乏调控房价的诚意。希望其中不要有太多猫腻。”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珏林表示，不排除一些地方选择参照系时避重就轻、目标过于宽松的做法。“若一些地方房价水平已较高，仍然制定了太过宽松的目标，则不利于地产市场调控；有些地方政府担心被问责，定出高目标，这种心理也是不可取的。”

记者发现，已经公布“控制目标”的部分城市，今年以来房价已有较大涨幅。以沈阳为例，今年前两个月均价比去年全年水平增长10.6％。同期西安房价比去年全年水平增长13％。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博士马光远表示，本是“控制目标”，却成为“涨价标准”，且各地制定目标只有上限，没有下限，这会加剧市场上关于房价持续上涨的预期，让“国八条”的调控效果一定程度上打了折扣。

“限价”标准为何独缺“居民住房支付能力”？

“国八条”提出，各地根据“经济发展目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和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确定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但记者发现，已出台“控制目标”的地方，大多参照了前两项标准，鲜有以“居民住房支付能力”为参照。

三大标准中，为何独缺“居民住房支付能力”？对此，一些专家和地方官员各执己见。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上海今年控制目标中，提出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扩大住房保障覆盖面，提高居民保障水平，这都是提高居民支付能力的关键环节。北京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陈国强则表示，GDP和收入增长是现成的量化指标。而居民住房支付能力却不好衡量，需要动用许多资源、建立衡量标准体系。

除了防止做“文字游戏”，还要防止地方“控制目标”成为“数字游戏”。复旦大学住房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杰认为，要警惕一些地方“限制中心城区”新盘上市，甚至冻结新盘价格等只图避过风头的做法。“就像为了完成节能减排指标，直接拉闸限电。”

对于这些问题，王珏林表示，按照国家制定政策的初衷，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的衡量体系是多元的，一些地方政府对政策的理解显然有偏差，也不排除“选择性失明”的可能。

调控“问责”如何防范“软执行”？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稳定房价和住房保障工作实行省级人民政府总负责，市县人民政府负直接责任。对稳定房价、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工作不力，影响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地方，要追究责任。“国八条”提出，对未如期确定并公布本地区年度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新建住房价格上涨幅度超过年度控制目标的，有关部门要视情况，根据有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

“问责不能浮于表面。在新一轮房价调控中，有关部门应制定详细的问责机制。”中国指数研究院副院长陈晟说，只有将“问责制”落实，才能避免调控措施被“架空”。

“当然，楼市调控不能把眼光全部盯着房价。”陈杰等专家表示，从长远看，更关键的是切实改善供给结构、规范市场秩序，特别是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