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1942年11月生，湖南浏阳人。196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曾在军队农场锻炼，做过工人，历任中国历史博物馆负责人、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等职。2008年至今任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近日，《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一书，经新闻出版总署和中央党史研究室审定，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为胡耀邦之子胡德平。以下摘编的是胡德平对父亲胡耀邦的回忆片段及书中的章节，以回顾胡耀邦的改革思想和生活往事。

论改革 和中国人民一起过渡

1981年4月，父亲曾经从泰山的十八盘登顶。7月1日，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讲话，以登泰山比喻克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前进道路上的困难。那个时候他雄心万丈，对改革的曲折性和复杂性恐怕想得没有那么多。另外，也是一种号召和鼓舞吧，给上上下下树立信心。在当时，好像对中国经济发展很乐观的人还不多。随着改革的推进和深入，他也逐渐了解了改革的复杂性和曲折性。他把希望、未来寄托在后一辈人身上。

1980年中央书记处一成立，他就这么说：工作方法我们学毛泽东，工作精神我们学周恩来，抓大事不搞烦琐哲学我们学邓小平。即便是如此，我们的工作很可能干得不好，为什么？我们这届领导班子的人是一届过渡性的人物，我们都有局限性。他说我们只有兢兢业业工作，才能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党。

经济问题上，用父亲的话来说，就是要坚决改掉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对这一点，有的人说集中，父亲说集权。中国人民不能老吃大锅饭，国家干部和职工不能一直端着铁饭碗，同时也保持人民当家做主的主人翁地位。他特别强调民主权利，在1983年的讲话《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中，他特别希望我们的工人阶级能够站在改革的前线，发挥主力军的作用。对农民，他强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民的土地使用权要保护，几十年不变，一定要让农民有积极性。而且重视知识，发展科技，他1975年的很多讲话都已经表明了这点。

另外，父亲认为，改革也不是改掉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社会保障的承诺。大概是在1986年的时候，他就提出，不要铁饭碗、大锅饭，但是社会保障必须有。

谈家庭 父亲说我是个有责任的公民

我们第一次出国的时候，他是极力支持的，说这个好，你们出去看一看。父亲1953年、1957年去苏联、罗马尼亚的时候，也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去的。他和美国人接触是1946年，他当时的一个警卫员告诉我，说你父亲当时在承德上吐下泻，发高烧。叶剑英当时是军调处里的中共代表，他用美国人的飞机把胡耀邦从承德拉到北平，住进了北平饭店。后来因为父亲需要人照顾，把警卫员也用飞机接来了。接父亲来北京的时候，我妈妈要填表，叫什么名字，家在哪，现在收入多少，坐飞机如果出事死了，可以赔偿1000美金。父亲当时就很震撼：怎么你坐美国人的飞机死了之后，美国人还给你1000美金？

我父亲在延安的时候，工作很拼命，也喜欢玩。父亲喜欢唱歌，他识谱，也喜欢画画、摄影、骑自行车。1956年的时候他跟我们承诺说，等我们上中学的时候，他就给我们买自行车，上高中买手表，上大学买照相机，弟弟妹妹都一视同仁。

我上高中的时候，18岁了，好像是选人大代表，我去投票。回来之后，父亲问今天你干什么去了？我说我投票去了。他说我知道你投票了，现在你不但是个学生，还是个有选举权的公民了，是公民，就有责任和义务。他有一块苏联手表，做工比较粗糙，但是走得也很好，他说这个表给你。

我上北大的时候，他要去湖南湘潭挂职，和华国锋同志在一起工作。我就说我上学不想当干部，做干部很累，有些思想工作我也不会做，而且也不自由。我上大学时思想自由散漫。他说你为什么这么想？他给学校写了一封信，把我的想法说了说。他也意识到了一些问题，想是不是现在强迫命令和形式主义比较多。他又跟我谈话说，现在你们年轻人都非常好，要求进步，非常积极，但是你们也不要太积极了，太积极了有好处，也有弊病在里面，你们还是要把学习抓好。

贫富悬殊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

父亲主张全民“共产”国有资源，“共产”劳动对象。他是否主张贫富之间也来一个平均主义的大“共产”呢？非也！他是坚决否定这一政策的。他主张利用地下资源，兴办企业，又反对平均主义，那么是否会带来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呢？他对此问题也有自己的分析。

1949年以后，我国消灭了剥削阶级，但却加重了工人与农民、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等级色彩。“工之子恒为工，农之子恒为农”。所以我国的贫富问题，既有生产力的发展、物质丰富的问题，也有政治问题和体制问题。这是我国二元化对立的经济结构上的必然反映。

30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人民的精神面貌、生活水平大大改观。农村中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一去不复返了。这使我国有更强大的物力、财力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如今，彻底消灭贫困的国家在世界上已经出现，如北欧几国。我们的基尼系数还大大超过日本、西欧诸国，应警钟长鸣，不能长期如此。

改革开放的今天，我认为一定要把中国为何要改革的道理寻问到底，如贫富问题、公共资源问题、多种经济成分问题。一直要问到一加一等于二，像自然数公理那样的程度，才能找准我们改革的出发点。

真理标准 历史的合力怎样形成

1978年5月的那些天，对思想极度困惑的中国人来说，是很不平常的日子。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先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发表，后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人们兴高采烈地阅读着这篇文章。

5月13日，下班回家以后，我兴冲冲地向父亲谈了自己的感受。他当时的心情很好，回答的底气很足。他爽朗地说：“德平，《反杜林论》你根本就没有看懂。历史的发展根本就不以谁的意志为转移，历史的发展是两种力量斗争的合力。1969年以前，我个人得失想得比较多，1969年以后，我彻底丢开了这些。”

父亲当时的神态和语气是我多年来从未见过的。现在回想起来，他真有一种要迎接暴风雨到来的兴奋和激情。其实，父亲在与我谈话之前，高层压力就已落到他的头上。不几天，我也感到一些高层话语的压力，敏感的神经立刻绷紧起来。社会上不少人也为这篇文章在思虑，在观望。5月18日，晚饭后，父亲见了几个年轻人。客人走后，他对我说：“我这半年来是很振奋的，越战越勇……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社会实践，这篇文章是能站住脚的。我希望有人来驳，驳后我们再写一篇。”一个多月后，“再写一篇”文章的诺言兑现。6月30日，文章在《理论动态》第70期上发表，标题定为《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一封家书 耀邦对家人表达的信念

1971年9月29日，远在河南潢川团中央干校劳动的父亲给我回了一封信，信中谈了很多问题，其中重点谈了我国的农业问题。他先从不久前《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对遵化县机械化的报道谈起，接着娓娓谈到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历史，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苏联农业，最后他讲述了他对我国农业今后发展的设想。

这时他虽然已不能发号召、做指示，也无一群人围着他，对他的讲话做记录，但他仍在信中对我们这代青年人提出他的鼓励、希望和要求：“这的确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艰巨而伟大的工程，你们这些青年人能不动心吗？！”他对农业的考察和思考，六年以后为迎接、推动我国农村改革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这年深秋，他从河南干校回到北京富强胡同6号的家中。我们事先已得到消息，后门的门铃一响，外婆和我兴冲冲、急匆匆地奔向门口，打开小门。父亲和随行的一位同志站在门外。我记得太清楚了，父亲理了一个平头，脸色微黑，他离开军队已经很久很久，似乎有意学着军人坐立行走的模样，站得很正、很直。“爸爸，”心头一热，我不由自主地叫了一声。他看我一眼，很快转头面向外婆，一板一眼地说道：“我回来了！”父亲一段跨越五个年头的家居生活就此开始。

星报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