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亚同志，因病于2011年2月26日10时3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他1924年12月生，湖北武汉人。他是中国原子弹、氢弹科技攻关组织领导者之一。曾参与了中国原子弹和氢弹的试验和研制，后又相继组织实施了核电站筹建（如秦山核电站）、核燃料的生产以及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等项目的研究开发计划，并参与了“863计划”的制定与实施。还参与了“中国工程院”的筹建工作。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04年12月，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将我国国家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10388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朱光亚星”。

捐款不让张扬

1996年10月，朱光亚荣获了“何梁何利科学技术成就奖”，奖金为100万元港币。颁奖的头一天，他对身边的同志说，要把全部奖金捐出，作为中国工程科技奖助基金。100万港币对于任何个人来说都不是一个小数字，即使存在银行，当时的年利息少说也有10万，况且他的经济状况并不特别宽裕。

于是，有人试探性地建议他说：您实在要捐出的话，是不是从中拿出一部分，比如说50万，这也不少了。朱光亚听后十分平和地说：“工程科技奖助基金现在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海外友好人士捐助的，如果我们也能捐献出一点，虽然为数不很多，也算是做一点工作和一份贡献。他在捐出了100万元港币后，又反复叮嘱周围的人，这件事千万不要张扬出去。

与核物理结下不解之缘

1945年7月15日，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荒漠上，伴随着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原子之火冲天而起，人类进入了核时代。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想搞原子弹，他们派出吴大猷、曾昭抡、华罗庚三位科学家赴美国考察，并要求每位科学家再推荐两名年轻助手去进修深造。华罗庚推荐了孙本旺和徐贤修，曾昭抡推荐了唐敖庆和王瑞先，吴大猷则推荐了朱光亚和李政道。

1946年9月，22岁的朱光亚随考察组秘密前往美国，踏上了中国寻觅原子弹的漫漫征途。但让他们未曾料到的是，美国根本就不向任何人开放原子能技术，对国民党政府派出的学者也不例外。考察组只好解散，人员各奔东西。朱光亚不改初衷，他去了老师吴大猷的母校——密执安大学，专门从事实验核物理的研究工作，几年后获物理学博士学位。从此，他与核物理结下了不解之缘。

1949年秋，25岁的朱光亚通过了博士学位的答辩。1950年春，他毅然回国，投入到了新中国的创业热潮之中。1955年1月，面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叫嚣和核威胁的严峻形势，毛主席向全党发出了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伟大号召，决定在苏联的援助下，研制自己的核武器。朱光亚被召回北京大学，担任物理研究室副主任，参与组建原子能专业，担负起了为新中国培养第一批原子能专业人才的重任。

1957年，我国核武器研制机构急需一位负责最后产品的科学技术领导人，钱三强经过反复思考和比较，最后决定推荐朱光亚去担任中科院原子能所物理实验室的副主任。

毕生精力献给“两弹”

1958年秋，苏联援建的核工业反应堆和加速器正式移交给中方使用，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的原子能科学技术研究基地诞生了，核梦想在新中国科学技术的腾飞中就要实现了。然而，1959年6月，距中苏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不到两年时间，苏联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了专家，我国的原子弹科研项目被迫停顿，正在试生产的企业陷于瘫痪，凛冽的寒潮席卷了中国大地。

“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毛泽东发出了向国防尖端技术进军的动员令。

1959年7月1日，35岁的朱光亚奉命调到二机部，担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和第四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承担起了中国核武器研制攻关的技术领导重担，同时负责点火等主要技术课题的攻关指导工作。他协助副部长钱三强和所长李觉将军，组建机构、调集人员、筹备设施，一支中国核武器的研制大军诞生了。

中苏关系恶化，给我国的原子弹设计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援华苏联核武器专家平时就严密封锁有关核武器的机密情报和关键技术，撤走时又毁掉了所有带不走的资料，使中国的核武器研制陷入了困境。然而这些难不倒中国的科学家，朱光亚提出，就从苏联专家所作报告中留下的“残缺碎片”研究起。

1964年10月16日15时整，随着“起爆”那一声铿锵的命令，大漠中骤然闪出一道强光，一朵黄褐色的蘑菇云腾空而起。成功了！看到这惊心动魄的壮观景象，老成持重的朱光亚激动万分。当晚，在试验基地举行的庆功“宴会”上，他喝得酩酊大醉……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朱光亚紧接着又开始组织实施机载核航弹爆炸试验和导弹运载核弹头爆炸试验，都分别取得了圆满成功，实现了我国原子弹研制的“三级跳”计划。

根据毛主席“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的指示，朱光亚和同事们加快了研制速度。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强烈的冲击波又一次震撼了世界……

树立起中国工程院的良好形象

在1994年6月举行的中国工程院成立暨首届院士大会上，朱光亚以全票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工程院成立之初的办公条件十分艰苦，连固定的办公地点都没有。后来，在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帮助下，他们在军事博物馆的后楼租了一层房子，这才挂出了中国工程院的牌子。当时也没有食堂，朱光亚就和工作人员一起吃普通盒饭。冬天没有保温设备，饭菜送到时已经凉了，他二话不说照样和大家一块吃，吃完饭便又接着去工作。看到这情景，年轻人都很受感动。那时，工程院人手少，任务重，经常加班，有时还要加到深夜，但谁也没有怨言。因为除了事业的激励外，大家还受到了榜样的激励。他们说，朱院长这把年纪了还领着我们一块儿干，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

就是在这样的工作条件下，朱光亚以他惯有的严谨、扎实的工作作风和团结协作的精神，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先后领导同事们完成了医药卫生学部的筹建，选出了该学部首批院士(30名)，还完成了其他6个学部增选第一批院士的工作。朱光亚任中国工程院院长四年，这四年是工程院增选院士次数最频繁、人数发展最快的四年。

不谈自己只谈别人和集体

朱光亚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他从不张扬个人，凡是接触过他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触，他对自己的成就和贡献从来只字不提，这在中国工程科技界是有口皆碑的。这种缄默展示着这位老科学家虚怀若谷的博大胸怀。1996年初，解放军出版社策划出版了一套“国防科技科学家传记丛书”，他自然是必写对象之一。报请审批时，他二话不说，提笔就把自己的名字划掉了。在有关国防科技历史的文献中，都有他撰写的文章，但字里行间他都只谈别人和集体，从不谈自己。他经常谦虚地说：“核武器研制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系统工程，需要有多种专业的高水平科学家与工程技术人员通力协作。”他特别强调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保泽慧、邓稼先、程开甲、陈能宽、周光召、龙文光等科技专家在其中所建立的不可磨灭的功勋。

1994年3月，在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选举的当天，出席会议的近2000名全国政协委员，有96%投了朱光亚的票，朱光亚顺利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作为新中国原子弹及氢弹研制的科技领导者之一，朱光亚长时期内很少出头露面，以至于在审读他那简短而不平凡的履历时，政协委员们都受到了深深的震动。在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后，他说：“实在是过奖了，要说做了一些工作，那是大家做的，我个人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 星报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