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的高潮一波接着一波，而“春运难”的问题也再次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有关部门使出了浑身解数，但“春运难”的局面仍无法破解。

从春运的规模上看，中国的春运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据铁道部的统计，在今年为期40天的春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亿人次，同比增加2554万人次，增长12.5%，日均达到575万人次。

中国的“春运难”，始于改革开放之初的人口大流动。有趣的是，今年2.3亿人次的运输量，与目前我国外出农民工的数量正好一样多。事实上，每年的春运除了民工流、学生流、军人流之外，还包括众多外地户口的企业白领。

春节回家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一家团聚。于是问题就出现了：是什么让我们不远千里外出打工？又是什么使我们外出打工时不得不与家庭分离？

很显然，第一个问题与收入分配体制有关。按照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人口迁移的主要动因是地区收入分配的差距过大所致。在我国，收入分配无论是在城乡差距还是在地区差距上，都有逐年扩大的趋势。如城乡差距，2009年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达到了3.33比1，考虑到各种福利差距，这个差距可以达到6比1或更多。地区差距同样不可小觑，有研究表明，我国地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从1992年的0.15已经扩大到2007年的0.21。

于是，在发达地区强大的“拉力”下，大批的流动人口奔向这些地区。在一些发达的中心城市，流动人口十分庞大，比如深圳的总人口才1400万左右，而流动人口就有1200万人之多。在近2000万人口的北京，流动人口也高达700多万。

第二个问题则与现行的户籍制度有关。而隐藏在户籍制度背后的社会保障歧视，使得流动人口对所在城市严重缺乏归属感。从流动人口的角度看，鉴于在城市存在着教育、医疗、养老等诸多的难题，愿意而且能够举家迁移的为数不多，他们大多都是抛妻离子，孤身到外地闯荡。

由此可见，要真正解决“春运难”这个问题，不从根本上着手是行不通的。在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事业的同时，要更加重视体制上的改革。只有努力改革当前不合理的收入分配体制和分割的户籍制度，才能减少流动人口的规模，进而减轻对春运交通的巨大需求。这样，“春运难”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