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罗湖区两名高三学生看到一位老奶奶跌倒，满脸是血，路人不敢上前搀扶。他俩扶起老人，将老人送进医院并垫付医药费。事后，学校召开表彰大会，奖励两人每人800元奖金。前天，深圳市见义勇为基金会也宣布给每人颁发1万元奖励慰问金。

扶个跌倒老人，就是见义勇为，就能获得万元重奖，也许放在若干年前，大家完全可以当作笑话听。但现在却真实地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发生在我们这个社会。人们不禁慨叹：扶起跌倒的老人，本是举手之劳，现在何以却沦为稀缺品，甚至不惜重金奖励，予以鼓励？不管怎样，在南京“彭宇案”之后，在太多的人因为受此影响而不敢“扶老”的背景下，深圳重奖敢于“扶老”之举，无疑值得肯定。

然而，这样一起个体行为，却被网友解读为对“彭宇案”的纠偏，是伦理道德的自我救赎，甚至将其拔高到“一个连老人跌倒了，都不敢扶起的民族，谈何崛起”的意义，个人认为实在没有必要。且不说两名学生这一本能之扶能否“重新扶起、匡正我们社会日渐衰微的良知”，本身就很值得疑问。而且以重奖来支撑道德良知，究竟具有多大的普遍意义，也不得而知。毕竟这起“扶老”和彭宇的“扶老”不具有可复制性，我们也无法作出如下推测——以后做好人都会获得重奖，而不会像彭宇那样被判赔4万元。

这样说并不是质疑深圳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的做法，相反，公众对此多报以掌声，即可说明一切。但是必须明确，人们做好事本应是不计报酬的，即便没有奖金，出于良知，看到老人跌倒也应去扶。可是“彭宇案”却告诉人们，有时做好事也是需要付出成本的。当“扶老”可能会给你带来不可预测的风险和代价时，趋利避害的本性自然让人做出置之不理的决定。

因而，要想“扶起”道德，匡正良知，靠的不是奖金，而是制度的支撑。一定意义上说，司法是道德的最后防线，只有司法在判决此类“扶老”案件时，给人信心，给人方向性指引，让人消除做好事的风险和成本时，类似两学生扶老之举才会不断出现。这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自我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