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是按开诚老人生前的意愿进行的。

没有葬礼、没有挽联。最后的告别是在天津一家医院5平方米逼仄的太平间举行的。

正如老人设想的一样，最终他去的不是墓地，而是门口停着的一辆略显破旧的白色金杯车。车开往天津医科大学。

2010年12月2日，78岁的开诚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他只是换了一种存在方式。他是天津市全年的第8位、有记录的第334位遗体捐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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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隆重的课

49岁的袁武记不清这是第二百多少次坐在这样的车里了。他用那双常年被药水浸泡得发白的手，把装有开诚老人的不锈钢箱子抬上车，然后坐在老人前面——那是他多年的固定位置。

车子徐徐开到医科大学解剖楼。在这栋终年弥漫着福尔马林味道的灰色老建筑里，刚刚落下人生幕布的遗体捐献者，将有最后一段特别的“生命之旅”。

他们的身体在解剖楼，关于他们生前情况的3页纸的记录在一路之隔的行政楼教务处，而真正纪念他们的地方在距离解剖楼和行政楼近100米的教学楼内。

学校把最美的教学楼一楼尽头最安静的那间屋子，布置成了国内第一间纪念遗体捐献者的展室，并以“生命意义”命名。这里陈列着所有捐献者的遗书。

在这个“三角形”内，死亡不再是忌讳，生命的价值得到开敞。

遗体一旦进入解剖楼，身份将彻底消失，只有一个个编号。无论年龄、信仰、民族，“所有人都一样”。

这段“旅程”是从袁武的手开始的。他会轻手轻脚，像“给活人脱衣服”一样，脱掉袜子、裤子、上衣。哪怕身体已经僵硬，他也不会使用剪刀。脱下的衣物放在一个专门的柜子里，等待集中焚毁。

“旅程”还会继续，经过一双双实验员的手、老师的手，最后遗体进入一间60多平方米的解剖教室。

解剖课有简短的开课仪式，所有的学生都被要求默哀30秒，向尸体鞠躬致敬。

毕业后留校任教的陆于宏还记得自己当学生时第一次切下手术刀的感受：没有恐惧，只有神圣感。

2

最重的人生

学校教务处原处长、现天津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张金钟讲授的医学伦理课越来越难上了，台上讲白求恩、南丁格尔，同学们在下面不以为然：“老一套”，“很难感动我们”。

这位学哲学出身的教授想改革。一个周末，张金钟在办公室接待了一位戴着黑纱的悲伤的中年男人。他说母亲去世了，想捐献遗体，还带来了一封遗书。

读完这份遗书，张金钟都快哭了。

再上课时，他念了这位留下4部作品的诗人兼翻译家的遗书：

我死后谢绝一切吊唁，我的作品是我留下的丰碑，丈夫儿子姊妹务必节哀豁达，生劳死息，生寄死归！有能耐的人无它奇，只是比平常人看得透远而已。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古典文学是它的宝冕，诗词又是冕正中的斗大夜明珠，我后半生能致力于它的研究，且有美满家庭辅助，我一生已心满意足。

很快，这封遗书在学生中间传开了。

张金钟事后回忆，他翻了教务处保存的几十年来的所有遗书，越看越激动——“这是最好的教育！”

他找到解剖教研室主任李云生，商量建一个“医学伦理学教育基地”，设在解剖楼，让学生都来看看。2001年底，在解剖楼二楼的一间教室里，“医学伦理学教育基地”算是落成了。

3

最小的墓碑

给家属一个“交代”，给他们一个祭奠的地方，这个念想始终压在张金钟胸口。2004年，由天津医科大学、天津市红十字会、元宝山庄陵园共同设立的遗体捐献者纪念园落成。

纪念建筑主体长25米、高5米，中心呈心形，刻着两个金色楷体大字：奉献。旁边延伸出两面大墙，墙上镌刻着每一位捐献者的名字。

至今上面有333个名字，开诚老人的名字还没来得及刻上。

每一个名字就是一个墓碑。

可墓碑实在太小了，前去祭奠的家属，只能扎个小到不能再小的花圈，或者掐一朵花，用胶带粘在上面。

333个名字只占了两扇墙的很小一块，还有大片大片的留白。

不用多久，工人就会在黑色的花岗岩上刻上“开诚”二字。名字是金色的，刻下它只需要5分钟。那是第334个名字。

据《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