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门县隶属古徽州“一府六县”，在民间流传有大量的“徽州文书”。徽州文书的发现应该说与祁门有着不解之缘。

记者前往祁门的原意是探寻祁门红茶的历史和文化，没想到，从祁门红茶博物馆顺梯而下，发现向右一拐，竟然到了徽州文书陈列室。在这里，记者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文书，内容五花八门。听博物馆讲解员介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量的文书契约、古籍被当作废纸卖到废品收购站，引起了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的重视，当即指示专人到祁门收购，从此以祁门为代表的徽州文书，走进了历史学研究的殿堂。目前，全国已发现“徽州文书”40余万件，国内已知最早的“徽州文书”就出自祁门县，是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南宋嘉定八年(公元1215年)祁门县吴拱卖山地契》，在近年来新发现的徽州文书也是祁门文书出现最多。目前，祁门县博物馆也藏有万余件的徽州文书。

一户最多古代文书

祁门县博物馆曾征集收购一户迄今最多的徽州古代文书。此户文书总计1357份，最早的为明朝宣德四年（1429年），最晚的一份为1931年，前后时间跨度达500余年。其中以清乾隆年间最多，为421份。

此批文书为祁门县文化部门于2002年在乡村征集收购，文书为一程姓老翁祖传下来的，以一特制的樟木箱保存。文书种类齐全，内容详实，有反映当时徽州村落土地买卖的契约文书、赋税票据、服役文书、立议合同书、分家阄书、诉讼文书、信札、推单等，涵盖了当地古代村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民间交流及习俗、信仰等各个方面。整批文书保管较好，除了少量水浸虫蛀外，绝大多数品相完整。

据专家们称，此户文书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在全国十分少见，对研究一个宗族，一个村落，甚至对研究徽州宗族政治、经济、社会制度，都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历史史料。

发现宋代“阴契”

“买地券”最初只是作为死者领有阴间土地的凭据，通常附有道教的制鬼符箓，券文刻写或笔写于砖、铁、铅板、石板等硬化的物品上，以便于墓中久存。按早期葬俗，一般是在“斩草破土”时埋之。

在整理徽州文书时，新发现两通宋代阴契（买地券），分别是宋代庆历八年（1048年）和元丰三年（1080年）的石质契约。

阴契是埋葬在墓内的类似于“地契”的迷信品。签订这种“契约”的“人”，实际上并未拥有土地财产，只为得到一种心理上的满足。祁门这次发现的两通石质契约，墓主人均为汪氏，生前居住地为“大宋国江南道歙州祈门县”。由于年代久远，字迹侵蚀已模糊不清。这两通阴契的发现，在黄山市还是首次，成为研究徽州古代丧葬礼仪习俗的珍贵资料。

土地买卖文书中的母舅

母舅（妻舅）是基于女性而产生的亲属关系，土地买卖文书中出现母舅，都间接地反映了女性亲属在土地交易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一些徽州土地买卖文书中，母舅一般都是充当中间人或代书人，也有买主为母舅的事例。

在徽州文书中亦有母舅为买主的文书，《永乐八年祁门县李务本卖田地山场白契》的买主是母舅，但将田产出卖给母舅的交易可能会引起族人的干涉，甚至引起诉讼。宣德年间，祁门县的李务本之弟李景祥、景昌等人与李务本的母亲李阿谢、母舅谢能静发生诉讼，李务本卖给母舅的土地也成为双方争论的一个中心。

“谢氏纷争”见明末土地丈量制

徽州耕地不足，生产能力不强，不利农耕。资源贫乏和人口压力是酿成徽州人爱打诉讼的原因之一，祁门县诉讼的发生更频繁激烈。“谢氏纷争”就是在这种自然环境和社会氛围里发生的，这可以从《万历状稿供招》见端倪。

谢氏的乡里徽州山地大约占70%，处于徽州西部的祁门县，是山地尤多的地区之一。纷争的发生和演变在万历十年正月初八，祁门县的谢荣生、谢世济、谢世芳三人同时赴县提呈“告状”。谢荣生状告谢大义任“公副”之后，趁土地丈量之机，将土名郡坑、吴坑等9片田地“任势填图，注名占业”。谢世济指控谢大义借买田“占屋”。谢世芳则告谢显佑“倚侄公副大义势压，乘丈立谋竹节算利”，不准回赎以前出当给谢显佑的“屋基七处”。由于谢荣生等三人同时“一事三词”，状告谢大义，引发争讼。

对此，正月十一日，谢寿春、谢显佑、谢敦各提呈“诉状”。县令张季思立刻派快手汪德富把谢大义和谢荣生拘来面理，同时派在城老人王应第、叶兴衍“逐一照契查明回报”。 三月十四日，县令张季思根据老人的意见作出判决，“谢世济、谢荣生、谢世芳，各杖八十。俱有大诰减等，各杖七十。”至此本案归结。

“谢氏纷争”是全面梳理在土地丈量中因产权不清而产生纷争的全过程，并对参与丈量的人役组成进行分析。证明徽州土地清丈人役的佥选是利用原有的里甲组织与人员，而不是重新建立新的组织和任命新的成员；清丈的单位是原有的里，也不是新划分的地域或行政单位。徽州的土地清丈和里甲制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