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阵阵枪炮声过后，日军突破城垣，逼近张学良帅府。

大帅府经历了张氏父子两代近二十年的积蓄，府内有着数不清的金银珠宝，自然为日军所瞩目。占领沈阳的日军不等硝烟散尽，便急不可耐地冲进了大帅府。

金条、古玩遭浩劫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灾难，大帅府没有丝毫准备，帅府内二十年来的珍藏完全来不及转移，张氏父子多年积攒的家底轻易地落到日本人手里。据不完全统计，日军仅在帅府内抄走的金条就有20多箱，至少有56000两，另外还有银元40多箱，古玩字画无数。张学良晚年回忆说：“我从前没有别的嗜好，就是收藏字画。我有一幅字，王献之的。是我当年花三万块钱买的，现在这幅字，有人看见了，在日本横滨博物馆里。 ”

曾亲历了那场浩劫的边业银行员工孙竞寰老人回忆说，“九·一八”事变前，边业银行刚刚从上海购进了一批黄金，数量达7000两之多。日军在占领大帅府的同时，也占领了张家的私家银行——边业银行。此后，这一批黄金便不翼而飞。另外，张家有许多贵重物品都存放在银行里，如张学良曾存放在银行的几个樟木箱子，里面全是唐伯虎等名人的字画，这些珍品也一并落入日本人手中。

关于张家财产的损失情况，1990年张学良在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当记者问张学良：“‘九·一八’事变后，听说本庄繁将您所有的个人财物运去北京，送还给您，这是不是事实？ ”张学良说：“不是所有的财产，送来两列火车，他派一个人见我，我对那个人说，我绝不收。我说，我俩虽是朋友，但现在等于敌人。这样待我，等于羞辱我。我对本庄繁的人说，你把我的东西拿回去！不拿，我全在火车站烧了，后来，他们真的运回去了。 ”

整整两列火车的财物，仍不是张家全部财产，但就是这两列火车的财物也在返回沈阳途中，被沿途的日军抢劫一空。

神秘的保险柜

混乱中，一小队日本兵冲进了位于大青楼二楼的张学良卧室，他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盯上了位于屋角的一个大保险柜。这个保险柜，完全是铸铁打造，柜门上上了一把硕大的锁头。一看到这个保险柜，几个日本兵欣喜若狂，这里是张学良和于凤至的卧室，保险柜中一定锁着帅府内最最贵重的宝贝。于是，日军一哄而上，一阵乱砸，将锁头撬开。当一个士兵颤抖着双手拉开柜门时，所有人都傻了眼，他们实在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切。原来，偌大的保险柜里既没有古玩字画，也没有金银珠宝。仔细一看，才发现柜中一个角落里静卧着一枚小小的银元和一张折了两折的信纸。

打开信纸后，发现它实际是一张收据，上面写有“收到现大洋五十万元整”的字样，署名是“赤冢、鹤见”，日期是“一九二九年九月”。这张普普通通的收据背后又隐藏着怎样一段故事呢？

张学良盯上床次

皇姑屯一声巨响，使张学良背负了对日本的不共戴天之仇。审时度势之后，张学良寄希望于“堡垒从内部攻破”。他的想法是，如果日本内阁换成亲华派或者和平派，中日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缩小。所以，当日本在野党——政友本党总裁床次竹二郎准备参加日本第十七届大选时，张学良就把心思用在了床次身上。床次竹二郎，是跨越大正、昭和两代的日本政界实力人物。他做事雷厉风行，有铁腕之称。为了谋得大权，他曾多次转换政党，被人戏称为“政界梦游症患者”。

床次欲借款两千万

1928年11月，为推翻田中内阁，取得中国政界的支持，床次携助手赤冢等人来华访问。他来到沈阳，希望得到张学良的资助。床次一行的到访受到张学良、杨宇霆（当时对日外交主要由杨主持）二人的隆重欢迎。

在与张、杨会谈中，床次极力攻击田中内阁的对华政策，表示要率领政友本党联络民政党，共同打倒田中义一领导的军阀内阁，组成政党内阁，届时他将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并且向张学良明确表示，一旦执政就将着手解决中日悬案问题，改善两国邦交。

床次的话深深打动了欲与日本和平发展的张学良，他决定支持床次参加竞选。

1990年，张学良在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说：“床次先生说，假如我能够执政，很愿意着手解决中日悬案。他说，现在要竞选政友会的总裁，没有这么大的力量。我问他，你竞选总裁得要多少钱，他说，大约需要两千万，我说，我送你两千万。他说，这两千万我不能要，假如你借我两千万，将来我有力量时偿还你。后来就这样决定了。 ”

床次得到张学良的欣然应允后，并没有立即借款，而是约定待日后真正需要时再来提取。

惹麻烦的收据

1929年的初秋，竞选在即，床次便派他的心腹赤冢和鹤见来到沈阳筹集选举经费。

王家桢马上将与二人会谈的详细内容报告给张学良。张学良认为：“假如支援一笔竞选费，政友本党一旦能够在国会中取胜，将来组成内阁，日本政府将会对东北外交采取友好态度，以避免军事威胁或发生暴力，这是值得的。 ”张学良让王家桢代表其进行具体交涉，赤冢提出：“这次选举只要能将政友本党系统的人选出九十人，床次先生就可以组阁，竞选经费大概需要四五百万元，希望贵方负担三分之一。 ”此数折合中国大洋约一百五十万至二百万。

张学良听完王家桢的汇报后，为慎重起见，决定先支付其五十万元。赤冢、鹤见拿到钱后打了一张收条。这收条就是后来惹下大麻烦的那个收据。

东窗事发 床次病故

年底，王家桢奉张学良之命，带钱赴日本与床次见面。王家桢遍访旧友，并与驻东京办事处人员审慎研究日本的政局。最后一致认为：政友本党这次获胜的几率小之又小，资助政友本党很可能会竹篮打水，王家桢便把钱带回。

日本第十七届大选前夕，不肯放弃最后希望的张学良再次派王家桢到日本会晤床次。正如王家桢预料的那样，此次大选，政友本党与民政党均未获得预期的胜利，床次竹二郎仅以副总理大臣的资格兼任递信省大臣，床次企图组阁掌权的目的未能实现。张学良寄希望于日本更换内阁，从而改变对华政策的努力宣告失败。

张学良收买日本政友本党，支持床次，都是在秘密进行中，双方都采取了极谨慎的态度。努力失败以后，张学良为慎重起见，便将赤冢和鹤见写下的那张50万元的收据收藏于卧室的保险柜中了。

谁料想“九·一八”事变突发，一夜之间，大帅府为日军占领，根本来不及处理，最安全的地方就成了最危险的地方。这件收据被日军发现并上交，直至出现在日本内阁的会议桌上。陆军大臣荒木贞夫以叛国罪，将时为众议院议员的赤冢和鹤见逮捕，并在日本报纸上公开揭露此事。日本政界掀起一起轩然大波，闹得满城风雨。受此打击，不久，床次竹二郎病故，政友本党也从此一蹶不振。

据《辽沈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