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公职招考作弊内幕不断升级,已经从所谓的“潜规则”进化到了给领导子女“量身定制”职位,甚至出现“交叉安排”、“提前内定”、“考试作弊”、“公示巧合”、“人才引进”等种种作弊手法。
有业内专家向记者表示,各种公共职位被某些官员“征用”已经成了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需要从根本上进行反思。
“量身定制”
公职招录内幕重重
近年来,被群众举报或是查实的公共职位招考内幕不断升级,已经从所谓的“潜规则”进化到了“量身定制”:
广东省某地曾出现一名“预测哥”,他发帖称,当地事业单位招聘过程中,宣传文化中心的两个岗位“不仅限专业,最夸张的是10年或5年的经验,而且招的工作人员两名却有完全不同的限制”,“几乎可以肯定是量身定制”。
“预测哥”称,经过自己打探,招聘信息中,前者为该单位一李姓主任,后者为一卢姓本地人,他们“所有条件完全符合”。
最后的结果显示,“预测哥”的预测完全正确。
在公职招录中,除了量身定制外,还有其他“阳谋”:
江苏省南京市下关区劳动就业管理中心在2009年下半年进行了一次事业编制人员公开招聘,此次招聘最终录用4人,但其中3人都是局领导的子女。
一名长期在机关工作的干部告诉记者,某些领导干部“曲线”为子女安排工作的方式有几种:“交叉安排,你的儿子进我的单位,我的女儿进你的单位,有利于绕开用人制度上的‘直系亲属回避’规定;量身定制,官员在学历资格、基层任职经验、机关工作经历、党派甚至性别等招录条件上,为其子女量身定制种种门槛,以便过滤淘汰竞争者,让某些官员子女顺利入围过关;提前内定,表面上公开招录,实际上早就内定为特定的某些官员子女;考试作弊,在笔试、面试的各个环节均有操作空间,比如泄露考题、收买考官、成绩造假等。”
据这名干部介绍,除了上述较为常见的方式外,还包括“在公示上做文章;还有的官员将子女送到国外,只要弄个带有英文的文凭,就作为‘海归’引进,直接任‘精英型干部’等等”。
潜规则
引发社会“仇官”心态
一位已经退休的老干部向记者感叹说:“春节回老家过年,听说了一个当点小官的亲戚的事情,他有个初中没毕业的儿子,现在安置在政府部门工作,前不久结婚了,居然娶了一个研究生。”
“听了这事,难免觉得有些意外。我并不是学历歧视,并不是说初中生就不能娶研究生,而是看到这些年以来,就连偏僻的老家都渐渐不把学历当回事了,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依靠知识改变命运改变处境的梦想越来越飘渺了,在现实中,人脉关系和家庭背景甚至更能决定一切。”这位老干部说。
一名从基层调入上级机关的公务员则向记者吐露:“这次我们单位是新组建的,通过内部公开考试招考了一部分人,所谓内部考试就是有限竞争。我这次算是侥幸的,竟然考上了。不过,我也还是沾了一些光,当时招考时找了个在省里工作的老乡,打了声招呼,由于我成绩有很大的优势,所以没有再费太多的力。但从我走进这个单位开始,明显感觉到一种压抑感。”
压抑感从何而来?“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我渐渐发现,这里面竟然有很多玄机。比如有的人得到领导的照顾,有的人一进来就从事比较轻松而有权的工作,等等。后来接触多了,大家在一起吃饭、喝酒时聊天才知道,他们大多数都是官员子女,比如是某某厅长的侄女、某某处长的外甥、某某书记的女儿、某某主任的远房亲戚等等。而更为不解的是,居然还有一部分人没有通过招考就进入单位工作了,不知道他们的神通在哪里?”这名公务员说。
“平心而论,在一个正常的职业环境中,如果官员们没有特权,没有区别于其他社会人群更高的福利、地位和权力,那么,人人都能够平等地享受社会职业所带来的生活乐趣,某些官员子女子承父业也就不可能演变成一种‘仇官’的社会心态。只有当某些官员子女的成长,成为一种破坏社会公平和法治精神的官场体制或官场形态的时候,才会触及社会最敏感的神经,并饱受舆论的指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青苗说。
“随着某些官员子女的上位,社会上的机会似乎越来越少,低收入人群跃升到中产人群、中产人群跃升到富有人群的机会越来越渺茫,仅有的几个上升通道也机会渺茫。”有专家提出。
据了解,早在数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当代社会流动》这一研究报告中就提出,处于经济社会位置较低层级的子女进入较高层级的门槛明显增高,两者间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
公开+回避
公职招录积弊待除
“我国公务领域裙带关系现象还存在一些问题,其弊端正在一一显现。某些官员子女凭借父辈的权力获取利益这一现象从法律意义来讲,不仅与现代宪法精神背道而驰,而且也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一种背离。”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喆说,她习惯将凭借父辈的权力获取利益的人群称之为“权贵二代”。
林喆认为,就现在普遍受到关注的“权贵二代”问题来看,其出现已不是个别现象。尤其是在我国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进入官场或事业单位“吃财政饭”早已成为大多数人的首选。由于官场职位稀缺,竞争人数众多,就造成往往只有当地权贵子弟才能被选拔到比较重要的岗位。
对于治理这种现象,林喆认为,应该从公开和回避两方面入手进行制度建设。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监督到位。制度上需要加强监督,加强单位内部的监督,让没有利害关系的人员参与到招考中来制定程序,这样就很难钻空子。”林喆说。
此外,林喆还认为,应建立官员回避制度。
“从世界各国反腐实践来看,为了保证公民的机会平等,在法律中禁止政府机构中的裙带关系以及官员为亲属开后门,建立官员回避制度,早已成为一种普遍做法。其中对‘亲属’一词的解释涉及了公务员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叔舅婶姨、侄甥、岳父母、婿媳、姻兄弟姐妹等,涵盖面很大。”林喆说。
不仅如此,林喆说,在公务人员的聘用及其晋升和报考公务员上,许多国家也没有对官员子女特殊照顾或网开一面的做法。相反,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或考核,使一批优秀的人才进入政府部门,保证国家机关内部的纯洁,则几乎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青苗则提出,抚平社会的裂痕,一要改变产生官员子女凭借父辈权力获利的土壤和条件,建立和完善公务员的退出机制,改变公务员一考定终身的职业模式,探索领导干部“单方退出”机制和任期退出制度。二要建立起鼓励优秀青年投身产业的政策环境和文化氛围,从而帮助他们理性地建立起稳定的职业预期,选择好自己的职业。三要重视收入分配公平问题,重点解决不同社会人群公平享受社会保障的问题。据《法制日报》
链接:公招作弊手法
交叉安排,你的孩子进我的单位,我的孩子进你的单位,有利于绕开用人制度上的“直系亲属回避”规定; 量身定制,官员在学历资格、基层任职经验、机关工作经历、党派甚至性别等招录条件上,为其子女量身定制种种门槛,以便过滤淘汰竞争者,让某些官员子女顺利入围过关;提前内定,表面上公开招录,实际上早就内定为特定的某些官员子女……